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解析1998年(7)
2017-08-09 05:03
导读：当消费的总体性制约和结构性制约交织在一起时，收入增长的结果必然是储蓄倾向的强化，是消费一储蓄结构的不合理和储蓄一投资转化的不畅。消费环节
当消费的总体性制约和结构性制约交织在一起时，收入增长的结果必然是储蓄倾向的强化，是消费一储蓄结构的不合理和储蓄一投资转化的不畅。消费环节成为整个市场机制传导链条上的“瓶颈”，使积极财政无法实现预期的扩张和传导。近年来以扩大投资需求拉动内需虽然有一定效果，但投资率也由1997年的33.5%攀升至2002年的42%以上，已经到国民收入分配的宏观比例和经济的长期稳定。消费环节的这种脆弱性反映了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其实质是转轨过程中传统体制因素和过渡性因素在制约着市场效率的发挥。由此判断反推的结论是：由于改革尚在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有限性和困境，财政政策只能作为弥补GDP 增长缺口的次优选择。防止经济失速、防范财政风险的治本之策必须是进一步推进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改革。
四、财政政策的一种后果：对投资体制性冲动的强化
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大量发行建设国债和政府投资的扩张为基本特征，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弥补最终消费、净出口和资本形成下降留下的需求缺口。并且由于前述的体制性约束导致的消费压抑，积极财政政策作用于市场机制传导的工具性效果并不明显，更主要的是以直接产出效果来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样的体制背景决定了政府投资对这一阶段的经济运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同样由于体制性约束导致的对民间投资的拉动效果不足，政府投资的行政性拉动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替代措施。这种特征的拉动可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8年到2002年上半年，主要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直接投资拉动，连续发行国债和增加预算内投资是主要的方式。为了提高乘数效果和拉动作用，这些资金在使用上采取了配套和“捆绑”的政策，国债资金与银行新增贷款、地方资金的配套比例大致为1：1：1.另外还通过补充和增加建设项目资本金，以扩大对银行贷款的需求；调整税收政策以加大出口导向的力度。在此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比重大幅提高，从1996年的2.7%迅速上升到2002年的7.3%；国债资金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2000年达到4.6%.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尽管如此，由于整个经济运行的通缩程度较为严重，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国债资金的拉动作用既不可或缺，又显得十分吃力，经济运行很不稳定。1998—2002年国债资金占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8.9%、75.9%、54.3%、34.9%、23.9%，其比重和波动幅度都反映了这种特征。
第二阶段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主要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普遍的投资扩张，信贷膨胀和外资猛增是主要的方式。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由于高收入群体消费升级的基本完成，以汽车、住宅等高档消费品为特征的需求大幅增长，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自发性的投资需求得到持续回升。在此背景和前一阶段政府投资行政性拉动的惯性作用下，中央政府投资增幅持续下降，并已出现负增长，地方政府投资增幅则迅速上升。2003年前三季度中央政府进行的固定资产项目投资额同比分别下降了7.0%、7.7%、14.0%，但地方政府的投资额同比分别达到41.5%、41.5%、39.7%.
出现政府主导型投资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化的原因，首先是传统体制下的投资冲动在特定条件下受到了刺激。1996年实行“软着陆”以后，经济过热迅速降了下来，但盲目扩张的投资机制并未从体制上消除。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实施和现行的流转税为主体分享的税收体制再次强化了政府投资行为，强化了地方对增长速度的记忆和追求。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分指标、下任务，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中的超前行为，工商注册、土地批租、税收政策等方面的竞相优惠和违规审批等冲动开始扩张。在投融资体制改革尚未到位，投资的微观约束机制和宏观管理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地方发展的冲动转化为简单的投资冲动并直接导致投资过热。出现过热的项目大都与各地发展“支柱产业”、“经营城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冲动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