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解析1998年(6)
2017-08-09 05:03
导读：（二）战略与转轨次序导致的多“二元结构”无法在短期内自动消除 中国20多年改革与发展的成就来自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渐进改革所带来的
（二）战略与转轨次序导致的多“二元结构”无法在短期内自动消除
中国20多年改革与发展的成就来自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渐进改革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动。即在非均衡条件下（如要素市场分割等）通过结构调整使资源转移和进行再配置，实现效率的提高和对经济增长的刺激④。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路径选择，在效率增进的同时，非平衡的发展战略导致了比改革初始状态大得多、也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大得多的两极分化。仅用传统“二元结构”（DualStructure ）还不足以解释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不足以解释差距何以会拉得如此大。
准确地讲，中国贫富差距之所以形成长期拉大的趋势，是转轨与发展双重作用下的多“二元结构”的结果。一方面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计划控制资源能力逐渐削减、市场配置资源能力逐渐增强的转轨过程中发生了多元变异，除了城乡差距拉大以外，还出现了城与城、乡与乡之间的差距拉大问题。城乡居民收入比（以为1，下同）1995年为2.71：1，2002年扩大到3.11：1.收入差距拉大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拉大。不仅如此，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增长也很不平衡。以20%低收入农户消费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2000年最低收入组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977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8.5%.
另一方面政府主导、渐进改革路径下的非均衡发展，不断衍生出与经济转轨进程相联系的新的“二元结构”。在近20余年的体制改革进程中，从市场广泛化和深化来看，表现为产品市场化→生产资料市场化→市场化的市场逐步启动和放开的过程，而在这三大部分市场化的内部，也存在一定的次序，例如产品市场化，就有日用消费品市场化→耐用消费品市场化等分过程。体制变动导致的利益转移形成了非正常的收入分化。这种“体制性收益”和“体制性损失”，反映了体制变动过程中各人因所处地域、产业、岗位、人际关系等不同，改革的步骤与方式不同，避免社会震荡的保障机制和缓冲机制不同，在改革的各个阶段里发生的收入分配差异与既有财富转移。处在不同改革次序上的家庭部门之间，有的轻易就获得了转移性收益，有的没有获得这种收益的机会，甚至失去了既有的收益，也就负担了体制转嫁的损失。类似的变动过程中，显然还伴随着大量由于不完善、监督缺位、运作不规范、体制性资源滥用所导致的“衍生性”收益畸高者与损失畸高者。这种因既有财富占有格局变动导致的收入分化，加上以效率优先、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拉开的收入差距，必然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畸高收入阶层”与“畸低收入阶层”的逆向分离。多“二元结构”在经济转轨的不同阶段衍生、博弈、固化，使收入差距呈现一种全面扩大的态势，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加剧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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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既有认识框架的限制，储蓄的过量漏损问题一直未从体制性约束的角度得到重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以及传统体制因素对需求的明显制约，投资、消费膨胀的内在动力已明显不足。“九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1.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速为17.3%，储蓄增速比投资增速高5.1个百分点。国内储蓄未能充分转化为实际投资，表明经济增长中存在严重的投资压抑。2002年上述两项指标分别为16.1%和17.8%，投资与储蓄差距缩小源于国有投资的迅速增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增长10%，表明储蓄增量不仅来自于居民增收，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居民的“超储蓄”。储蓄的过量漏损意味着平均消费倾向的长期下降和民间投资意愿的不足。
储蓄过量漏损的原因在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不足，而制约消费的正是前面提出的转轨过程中的两个特殊的体制性因素。解除旧的“社会契约”所引发的储蓄漏损主要是总量上的，表现为储蓄构成中预防性动机增强导致的边际储蓄倾向上升。在近年的历次居民存款动机调查中，教育支出、养老支出所占比重最大。多“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储蓄过量漏损主要是结构性的，表现为不同收入群体潜在消费能力差异导致的有效需求总水平不足。2000年与1995年相比，从最低到最高收入分五个档次的家庭收入名义增长率分别为22.3%、31%、37.6%、44.9%、51.1%、56.4%和61.9%.其中中低收入户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而10%最低收入家庭与10%最高收入家庭收入差距由3.7倍扩大到5倍。这样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使大多数人并不具备扩大消费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