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3)
2017-08-13 01:36
导读：三、简短的结论 我们审视了自斯密以来约250年的财政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变迁，体会如下： 1 财政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时代”赋予的，时代在变化，研
三、简短的结论 我们审视了自斯密以来约250年的财政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变迁，体会如下： 1 财政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时代”赋予的，时代在变化，研究对象也在变化。由“时代”产生的理论只能解释那个时代的情况，没有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社会变化确实有“连续”的一面，但也有不“连续”的一面，研究范围的扩展是建立在原有基础之上的，外延的扩大要求方法的创新。经济学本质上是研究“人”的行为规律的学问，而人类社会本身是由“人”创造的，“人”的行为在拓展，研究范围也在拓展。二战以前，主流派把财政问题集中在“税收”，主要研究“政府”的收入行为对“财富”的影响。庇古和凯恩斯把“政府”对“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的影响加了进去。几乎与此同时，一批美国经济学家开始对“国家组织”本身进行研究，把财政研究对象扩展到“政府”“决策”和财政支出效率方面，而且把不可用货币量化的经济问题纳入研究的视野。这在二战以后的主流派中占有重要地位，尽管早在19世纪末北欧学派已经开始研究那些问题并取得许多原创性成果，但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主流派中的影响并不大。 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科的分支，自然也要研究“财富”问题。对“财富”研究范围拓展的贡献，之前主要是由新古典经济学家作出的；之后则主要是由新制度学派的财政问题专家作出的。尤其是“交易费用”的发现，可能与“劳动价值论”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在理论上却并没有把两者真正统一起来。 2 财政学科的研究方法本质上是“牛顿方法”。从方法论上看，人文社会科学“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比较多。但“方法”本质上是“”的，斯密对于“自由竞争背后”（“看不见的手”，类似于物中“形而上”的哲学观点）的揭示隐含了对“社会进步”的基本看法。这可能对达尔文的物种进化思想有启发。在牛顿方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种学科，不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是一组特定的“偏微方程”，都只能在特定条件下解释某些现象。 财政学科和经济学科一样，是建立在“交换结构”的假设之上的。在具体分析上，采取“经济人”假设的方法。但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和财政学家对“经济人”假设的内涵是不一样的。这只能看作是在学科“大偏微方程组”中的“小偏微方程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把各种成果统一起来的方法。这有点像
物理学中没有“统一场”理论一样。 其实，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人”不仅要获得自身的充分发展，但这种发展是必须和“自然”充分和谐的。 3 财政学科的发展是靠“人”推动的，经济学家和财政学家在学科发展中有重要地位。但经济学家和财政学家是一个具体的人，在经济分析中也只是一个“经济人”，但这个“经济人”的内涵要比所有经济分析中的“经济人”内涵丰富。真正的经济学家和财政学家必须首先是爱国主义者，充满对其自身民族的爱；然后必须是思想家、哲学家和
社会学家。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总是有局限性的，一方面他是环境的产物；另方面一个人对复杂问题的处理能力和趋势性问题的敏感能力受其自身的习惯、道德情操、知识、经历，以及年龄的限制。因此，从发展的观点看，任何已有的成果总是不完善的。 人类社会步入“交换结构”以后，各种“财富”、各种文化、各种制度都被纳进了交换体系，不可抗拒。但时代强音是：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和政治多极化。保持民族的“文化”特色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容纳各种先进文化。英国自1750年“工业化”以来，在世界上保持了约一个半世纪的领先地位，同时在经济学和财政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处于领先地位。但是没有“不落的太阳”，后来这个地位被美国取代了。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在我看来，英国的“文化”在当时可能是先进的，但是其中“保守”的糟粕可能也被作为“传统”保存了下来，“落后”首先是“文化”的落后。经济学和财政学中对“文化”的研究是个薄弱环节，应该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