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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2017-08-13 01:36 　[关键词]财富源泉；福利；市场机制；非市场机制；牛顿　　在1950年以前，财政学科通常被命名为“财政学（PublicFinance）”；之后，学者们更喜欢用“公共部门学（PublicSectorEconomics）”的名称；也有学者采用“政府经济学”（GovernmentEconomics）或“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的名称。从学科的情况来看，“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名称更恰当些。财政学的对象和方法本质上是的和发展变化的。因此，研究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似乎是“学说史”的任务。要把“对象和方法”截然区分开来研究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用分别叙述的方法却是适当的。本文讨论这个，目的是想搞清财政学研究对象和方法演变的原因、现状和趋势。　　一、财政学的研究对象　　财政学的发展和经济学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主流经济学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从经济学的源流发展来看，把经济学转为“”的第一人是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同样被认为是财政学的开山之作。　　在学说史的研究中，把斯密的学说称为“古典经济学”。从斯密的《国富论》来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是财富”和“怎样国富”的问题。斯密在创立科学经济学的时候，可以说是属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即“化”的开始时期。这里的“工业化”是指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工业”从它来到世间就是以“交换”为前提的，但从起源来看，最初的交换并不是“资本主义方式”的，什么方式最有利于“工业化”是思想家、经济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工业化”还包括农业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但从农业经营方式的起源来看，最初却不需要交换。如何把农业纳入交换经济，进而纳入“工业化”的轨道，同样是思想家、经济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上述的说明已经隐含了斯密的发展观：资本主义方式最有利于“工业化”。因此，在这里，“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是可以作为等同的概念来使用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大量的农业人口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斯密时期，全球人口只有8亿（1750），农业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例高达95%[1]（第180页），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人口的比例急剧下降，并引起人口爆炸。用今天的话来说，解决“温饱”问题是社会的当务之急，物质产品的需求是第一位的。但是，当时在“制度”安排上却是不利于“工业化”的。在成文法上，不利于“贸易自由”的制度障碍很多；在不成文的社会意识形态中，贵金属就是“财富”的重商主义观点占统治地位，严重“贸易自由”。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密提出“财富”就是“价值”的著名论点；并指出“市场经济”是“国富”的原因。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但斯密的“价值”只限于物质生产领域，并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是“生产性”的。他认为政府公共部门、、文艺等部门的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是“非生产性”的。因此，他的市场经济只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方式。他倡导“廉价政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上述表明，斯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比较狭窄的，他的财政学是作为他理解的“市场经济”的外生变量来看待的。他把“国家”拟人化，即把国家行为看作人一样地理性行为，重点税收对“市场经济”的影响，主张政府对“市场经济”“不作为”。这可以称之为斯密传统。　　西方的“工业化”时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也是工场手工业全面转入机器大工业时期（蒸汽机普及时期），也就是斯密“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时期。这一时期在欧洲大约起于1750年左右，止于1860年左右，但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英国，大约在1830年就结束了，而欧洲大陆则要迟30年左右。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经济研究中，英国和欧洲大陆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这与经济学家的民族感情、社会环境、所关注的经济问题的侧重点不同有关。当时德国相对落后，意识到“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德国的经济学家是反斯密传统的，比如德国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斯特（1789—1846）。但应该说，历史学派在强调国家的经济作用的时候也没有把“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内生变量来看待。　　“工业化”完成之后，用今天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已由“温饱”转入“小康”。社会关注的问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精神需求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学说史的角度看，1890年马歇尔发表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宣告古典经济学的终结，同时，马歇尔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但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风气在1860年前后就形成了。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1883—1950）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第一卷）、杰文斯的《经济学》（1871）、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原理》（1871）、社会政策协会的成立（1871），“是明显标志着另一个时期到来的一些事件”。马歇尔拓宽了斯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他认为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劳务”也是有价值的，也是“生产性”的。这样，就把斯密的市场经济扩大到非物质生产领域，但他同样认为政府部门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同时，马歇尔也注意到“工业组织”的制度变迁，社会分工更为发达，从生产到消费的环节越来越多，经济研究不应该再从“供给”出发，而应该从“需求”出发。他认为，斯密只强调自由竞争是不够的，竞争也有缺点，合作也有优点。不仅如此，“国富”光凭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已经远远不够了，需要人们深入认识，自觉“驾驭”。他认为社会发展不像斯密所说的那样“自然而然”，而有“人为”选择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斯密理论中关于“自然工资”、“自然利润”、“自然地租”、“自然利息”的概念是不贴切的，应把“自然”改为“正常”。这个“正常”的概念一直沿用至今，比如“正常利润”、“正常利率”等等，甚至在此后发展起来的宏观理论中对经济状况的分析也采用“常态”和“非常态”的概念。他认为“纯粹”的经济学只研究可以用货币数量表达的经济问题。不可用货币数量表达的经济问题，尽管对经济有重大影响，比如政治问题，不属于“纯粹”经济学的范畴。这就是说，“政治问题”、“国家问题”对于“纯粹经济学”来说，只是外生变量。从此古典经济学喜欢使用的“政治经济学”的名称被“经济学”替代。这一切就是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的“新”，并形成“马歇尔传统”，但理论的“本体”仍然是“古典”的。直至今天，可以用货币数量表达的经济研究被列入“主流”的地位，而且不如此就似乎不正宗。　　在学说史的研究中，通常把“新古典”时期划到1936年，即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那一年。我以为不妥，“新古典”时期的终结年代应该以1950年左右为界。凯恩斯在主流经济学说史中的地位很高，名声很大。我以为从经济学说的角度看，凯恩斯的“名声”大大超过了他的学术贡献。从学术成就上看，他仍然应该被纳入“新古典学派”，但标志着新古典学派的终结。他的名声之所以那样大，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他创立的宏观理论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根据。从1930年代以后，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日益加强，导致20世纪40年代发展为“混合经济”。二是二战以后直至1970年，资本主义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1930年代的危机给西方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于是人们把“政府干预”以后的经济增长“归功”于凯恩斯。三是凯恩斯是英国财政部的高官，参与重大经济政策，包括国际经济组织的策划。而他的老师马歇尔却是纯粹的学者，凯恩斯可能是开经济学家直接参与政治先河的代表人物。这是政治决策发生明显变化的重要标志。凯恩斯以后，英国在经济学方面“原创性”成果最多且领先的地位也结束了。　　马歇尔有两个著名学生：一个是庇古（1877—1959），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一个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他们不迷信老师划定的经济学研究范围，一个把社会公平问题纳入经济学的大雅之堂；另一个把宏观问题请进经济学的殿堂。但在对市场经济的“本体”认识上仍然是“斯密”的；在经济分析方法的“本体”上仍然是“马歇尔”的。因此，把他们列入“新古典学派”是适当的。　　这就是说，新古典学派把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拓展到“效率、公平和稳定”三大领域。在“效率”方面，把斯密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市场经济”拓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盈利性部门。经济学研究的三个领域成为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三条主线，没有统一的理论模型，三者之间的关系很有一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味道。凯恩斯学说确实名噪一时，主流派甚至一度认为微观问题已经被研究得差不多了，社会的注意力几乎主要被宏观问题所吸引。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在主流研究中，“效率”是市场机制的事情，即“市场经济”的事情：“公平”和“稳定”是政府的事情，即“非市场机制”的事情。而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政府却只是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并没有从微观上研究“非市场”的“机制”问题。但社会关注的问题不是理论研究的全部，真正的理论家需要以他对社会进步的思考、以他独特的知识积累、以他特有的热情和敏锐、以他超群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来“捕捉”和“研究”有关问题。其中，有许多问题是当时社会所“不关心”的，但仍然有一批真正的理论家在“耐得住寂寞”状态下进行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性质”一文，仅比凯恩斯的《通论》迟了一年，可是在很长时期“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40年以后才名声大噪，被誉为新制度学派的创始人。科斯的论文实际上把“企业组织”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回答了“企业组织”的“性质和原因”。在传统的“效率”研究中，“企业组织”历来是作为“价值”的外生变量来看待的，科斯却把它内生化，并提出“交易费用”的著名观点，从而确立了“企业组织”在经济研究中的地位。科斯关于“交易费用”的发现，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是当之无愧的。我以为这与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在经济分析中显然缺乏相应的一套办法，运用的广泛程度远远不够。这个问题涉及到对“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重新认识，需要另文专门讨论。　　与此同时，另一批美国经济学家对“国家组织”进行微观研究。1938年，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发表“公共经济的自愿交换理论”，提出税收和政府公共商品供给之间的“自愿交换学说”；1943年鲍温（BowenH.R.）提出公共商品的需求和投票理论；1949年布坎南（BuchananJ.M.）提出政府财政的纯理论，开了公共选择学派的先河。财政研究的风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往，英美经济学家研究财政问题时，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即把“国家”拟人化，当做自然人一样进行行为分析，财政理论实际上只是税收理论。因此，布坎南批评马歇尔的理论只是价格理论而已。在1930—1950年代的研究，则把税收和财政支出结合起来一块考虑，并且在政治程序上探索“政府行为”的根源，打开了政府行为的“黑箱”。值得提起的是，对“国家组织”本身进行研究最先发端于北欧学派（瑞典学派）。魏克塞尔（WicksellK），熊彼特称其为“北欧的马歇尔”[2]，早在1880年就开始把财政经济纳入交换结构进行分析，把财政支出和税收结合起来一并考虑，并且把公共部门决策作为政治和集体选择的过程来看待，学术成就是原创性的。这实际上暗含了经济学要研究“政治需求”的问题，即“动机问题”。而这类动机问题在马歇尔看来应该是家研究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家应该研究的问题。此后，北欧学派林达尔（LindahlE）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公共商品供需均衡的模型，即“林达尔均衡”。但英美经济学家认为，北欧的理论差不多是在20世纪50年代被译成流传的，因而他们的发现是“独立”完成的。学者是有民族感情的，是不是北欧的“环境”（包括文化）和美国的“环境”类似，因而可以相互“独立”地发现“同样”的“”，则是属于另外应该专门研究的问题。这里只是套用主流派的观点来阐述研究对象的变迁问题。研究风气的转变大大拓展了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支出问题和决策问题成为普遍关注的对象。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方面的研究获得飞速发展，并且成为推动整个经济学科发展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财政学家就更喜欢采用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名称，这可以认为财政学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54年，萨缪尔森（SamuelsonP.A.）在鲍温的投票理论、布拉克（BlackD.）的小组决策原理（1948）、阿罗（ArrowK.J.）的集体选择的逻辑（1950）和社会福利函数的基础上提出公共商品的需求理论，建立萨缪尔森模型。1962年，布坎南和吐鲁克（TullockG.）把集体选择、决策规则和投票程序结合成公共选择理论，发表著名著作《同意的算术》（CalculusofConsent）。与此同时，道恩（DownsA.，1957）、吐鲁克（1965）和尼斯卡能（NiskananW.A.，1974）展开对政党、官僚的微观行为分析。　　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对财政学的研究也产生重大影响。科斯的发现是从“为什么要有企业”这样的问题入手的。据此，同样可以问：“为什么要有国家？”而且，既然企业制度存在交易费用，那么国家制度同样存在交易费用。按照现代财政理论的角度来看，“制度安排”是由“公共选择”决定的，目的是提高效率。但效率不仅取决于价值生产，而且取决于交易费用。这对于公共商品的供给理论是一个很大的改进：如果考虑到交易费用，那么市场失败的商品未必一定要选择公共供给。　　从已有的财政理论来看，称之为“公共部门经济学”也是名不符实的。马斯格雷夫是现代财政理论的集大成者，1959年发表《财政理论》一书，此后多次再版，成为权威教科书，和经济界长期采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入门的教科书一样著名。“财政学”和“经济学”一样，只是把各种研究成果“综合”在一起，并没有形成统一、严密的理论体系。而且也并没有把“公共部门经济”说清楚，这主要是在基础理论方面缺乏有力的证明。　　“价值”是经济学说，包括财政学说的理论基石。斯密提出“价值理论”，并认为“土地”、“资本”和“劳动”是“价值”的三个来源。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来看，整个学说都是建立在这“三个来源”的基础之上的。这也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说的主要分歧之点。不讨论这一问题就难以理清经济学说，包括财政学说的源流变化。这个问题将在下面有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