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我合理税制 我给你廉价廉政的政府(2)
2017-08-31 03:28
导读：二、基本数据一头雾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公共财政，公共财政与国家分配论是一组对立的概念。国家分配论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而公共财政
二、基本数据一头雾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公共财政，公共财政与国家分配论是一组对立的概念。国家分配论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而公共财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依靠税收收入进行公共支出，做众人之事。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究竟一年有多少收入不清楚，政府的支出比收入更不清楚，收入与支出的总规模不清楚，收入与支出的结构也不清楚，中国各级政府现在的债务总数、债务规模还是不清楚。 先说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的财政收入实际上是一个大口径，它包括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我们所能掌握的都是一些分年度的数据。以1995年为例，当年我国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社会基金和不在财政收入反映的财政收入退库四项合计金额为8532.1亿元，再加上预算内收入6242.2亿元，根据这一组数字测算我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大约为25.4％，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安体富等教授的。而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的张培森、刘佐研究员却有不同的分析。他们以1996年为例，认为当年我国各项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为10.2％，各项基金、各种规费、
社会保障收入约占GDP的10％，各级政府的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乱摊派也占到GDP的10％，即政府收入已占GDP的30％。经济学家米建国也支持上述的看法。甚至还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的政府收入已占 GDP的38％，甚至超过40％。但是这种分析多产生于运用某些地方个别样本外推性，基本数据不清，基本判断就不明。我国政府的预算内收入是清楚的，我国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包括社会保障基金、财政退库资金、政府规费是比较清楚的，这几块收入大概占到GDP的26％，而 26％以上的部分主要是各级政府的制度外收入，最主要的是各级政府的乱集资、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这是谁也搞不清楚的，搞清楚就不乱了。2000年《南风窗》第九期的打头文章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大大小小的收费项目有6800多项（其中有900项是中央出台的，所收入的规费是比较清楚的）。该文章以1996年为例，我国的税收收入7407亿元，而税外收费据不完全统计竟达9798亿元，占GDP的13.2％，这仅仅是能够统计出的数字。1996 年比1995年，可计算部分，政府增加收入近3000亿元。 中国的政府收入究竟占GDP的多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数据，在当前谁也说不清的情况下，我们是否有必要得出一个类似模糊决策学的共识。因为没有这样的共识，我们就失去了做出正确判断和正确决策的基础。共识不是最高纲领，共识只是找到一种多数人可以接受的认同，有了这种共识，我们才可能找到我国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取得双赢的基础。双赢也不是各方只赢不失，而是各方在决策时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搞清楚自己是什么，自己要什么，为了要自己主要要的东西自己舍什么。 根据这种指导思想，我认为，我国的政府收入已经占到了GDP的30％以上，这应该取得共识，其理由如下： 第一，80年代以前，我国预算内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都在30％以上，最高年份曾占到41％。改革开放的初期即1979年这一比例还高达 28.4％；1997年之后逐年下降，最低是1996年，下降至10.6％；1997年之后开始回升，2000年达到14.6％。从我国政府所承担的职能与市场经济国家所做的比较，政府的越位行为之广、范围之大是市场经济国家望其项背的。由此判断我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可能低于30％。 第二，1988~1998年，政府税外收费年均递增23.21％，从1993年起预算外收入开始超过预算内财政收入。近几年，预算外收入占GDP比重高于预算内收入占GDP比重3~4个百分点。预算内收入加预算外收入占GDP的25~27％，这一部分是有账可算的，不好计算的是政府的制度外收入。但近几年米建国、石小敏、温铁军、刘佐等经济学家的诸多个案例分析，制度外收入不会低于GDP总量的10％，我国政府收入已占到GDP的30％以上，这种估计是有依据的。 第三，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我国的宏观税负约占GDP的25％，根据社科院邓英淘研究员对1978~1998年的计算，我国每年的库存积压占GDP总量的2.6个百分点。而2000年权威刊物《经济研究》第10期，孟连、王晓鲁教授通过
数学模型回归出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每年GDP计算的虚增部分大概为两个百分点，由此推论，我国政府收入已占到GDP的30％以上，可见此论不谬。 以上是我对我国政府收入的基本判断。如果再研究一下我国政府的支出，就更找不到数字依据了。而想了解政府的支出结构，那就更是天方夜谭。我国政府支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太低。如果说过去是企业预算约束软化，银行预算约束软化，现在的主要矛盾则是政府的预算约束软化。我的基本判断是： 第一，中国现行财政存在着严重的“缺位”和“越位”，而且积重难返，预算制度基本仍然是一层层的领导拍板； 第二，1999年第三期《经济研究》安体富教授撰文指出，我国
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7％增长到目前的15％； 第三，1997年11月，中国市场经济决策信息咨询网《特供信息》根据权威部门介绍，1995年，我国吃财政管理饭的城市人口有36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2％，仅一年支付的工资和奖金为4700亿元，乡、镇、村还有吃三提五统的脱产人员1400万人。该材料还反映，1978~1995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5.1倍，而财政支出中的行政费用增加了17.8倍，几乎是每四年翻一番。我推算，大约三万亿的政府财政收入，其中2/3用于政府自身的开支是毫不过分的； 第四，政府有超过三万亿的财政收入，而如此庞大的财政收入却不够政府开支，这也是不争的事实。1996年之后，我国财政支出所依靠的软赤字与硬赤字都在迅速扩张。1996年发行国债1967.28亿元，1997年2476.8亿元，1998年5900亿元，2000年 3700亿元，国债余额1.6万亿元，国债的依存度已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安全线。1981~1997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为12.56％，而财政支出年均增长速度为29％，而县、乡、村的财政赤字，举债度日更是神鬼不知的天文数字； 第五，高价非廉价的政府。这里只举一个公款用车的例子。以1993年为例，当年我国有小轿车230万辆，其中95％以上是公车。这一年，我国生产国产小轿车22.5万辆，进口小轿车18.1万辆，这40万辆小轿车中98％被公款买走，光新增轿车一项，国家全年就要支出买车和养车费用700亿元，这一年国家财政为公车的供养支出费用为1890亿元，而2000年，新增加的小轿车却是60万辆，其被公款买走的比例仍占96％。仍以汽车行业为例，1998年，我国汽车行业的利润仅40亿元，而各类政府部门的收费高达1200多亿元，这1200亿元收费中的60％，即720亿元被收费单位吃光用尽。而政府盖楼宾馆化，其势猛于购车。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国的税赋负担即财政总体负担十分沉重。国际上通常认为，人均GDP在260美元以下低收入国家，最佳税负为 13％左右；人均GDP在750美元左右的国家，最佳税负为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税负为23％左右；人均GDP 在一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税负为30％左右。按照国际标准，财政赤字占当年GNP的3％是一条警戒线；财政赤字占当年财政支出的15％又是一条警戒线，这样的警戒线我国在1994年就已经超过。 这是西方的标准，我们不可照搬，是独立自主的大国，政府理应集中财力办些大事，是搞清什么是我们的大事。和欧、美比，我们是穷奢，人家是富俭，这方面我主张全盘西化。 通过十年的实证，我国剩余产品占GDP的比重大约在31~33％之间，除2000年之外，我国国有的效益一直不佳。而税收占GDP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它直接着经济增长率就下降0.36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