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我合理税制 我给你廉价廉政的政府(4)
2017-08-31 03:28
导读：四、税收的宏观调控与精兵简政 这几年，确实是最舒坦的几年，税收连续七年超GDP增长。尤其是1997年之后，税收弹性系数大幅度提高，1997~2000年，税收的
四、税收的宏观调控与精兵简政 这几年，确实是最舒坦的几年，税收连续七年超GDP增长。尤其是1997年之后，税收弹性系数大幅度提高，1997~2000年，税收的弹性系数分别为：1.98、1.89、1.88、2.5，而1990~1996年税收弹性系数都小于1，平均为 0.61.然而，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粗放外延式的财政政策势能将被耗光。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出手再快也解决不了矛盾的积累，更遑论什么经济奇迹。伴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干预市场制度的政策，如政府的粮食政策“敞开收购，封闭运行，顺价销售”，国有粮食部门一家垄断，排斥其他人或组织进入，结果是国有粮食部门亏损2145亿元。存在粮库里的号称5500亿斤粮食，真正能作为人吃马喂的还能有多少？完全需要报废的究竟有多少？潜在的亏损又有多少？结果是粮食20年少见的大减产，再大腕的权威也代替不了经济自身的运行。广东政府办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粤海企业集团，光外债就各欠下100多亿美元，这样糟蹋的钱，全国甚多，于今更烈。我的结论是“两弹一星”与衣食住行较好可以兼得，“两弹一星”与“油炸花生米”从过年大菜变成小菜一碟，并行不悖。吃饱、较好，但不能太好。关键是人民政府真对人民负责，只要抑制住腐败与浪费，钱足够花，觉足够睡。 行政垄断与市场发育，七拼八凑，职能不清，交织融合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腐败的温床越大，藏污纳垢的人和事就越多，以至积重难返，古有明训，漫难图也。 财政支出几乎每三年半就翻一番，支出远远大于收入。其原因在于我们没有给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廉价政府，而是一个最昂贵的政府。我们的政府之所以昂贵，不仅是因为需要养活4000多万吃财政饭的人，而且还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政府，它还是一个财政职能大大越位、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我们的政府是30万个国有企业的最终结算单位，至今政府仍控制着主要资源和生产要素，一方面产生着寻租和腐败，另一方面生产力要素的流动和组合仍十分困难，市场准入的门槛越来越高，能挣钱的东西经常抓在自己的手里不放，不让老百姓干，而又将许多包袱甩给老百姓。老百姓的预期不好，内需就很难启动，通货紧缩光靠增加赤字、发债和政府的投入解决不了紧缩综合症。民间发现的市场商机，利润一露头，马上就有政府部门“规范管理”，设租、寻租，如此环境下，合法的不挣钱，挣钱的不合法。农民进城打工，15年工资不变，已苦不堪言，现在又出现民工接受省和民工输出省双项收费。统一杀猪，一头猪十几个部门竞相收费80 多元，现在一斤猪肉才几个钱？现在启动消费，又是假日经济，又是利息征税刀鞭赶。老百姓有钱不会花，还要政府来教？我国行政审批上马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项目建成之日就开始亏损的占25％，真正经过一个周期的运转，能够还本付息的不到5％。 中国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参照模式，更没有充足的准备，而是“摸着石头过河”，初始的减政放权，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后来农民就发现，国家也好，集体也好，它永远没个够，农民的愿望并不是一种理性的制度设计，更不是一种明确的有法可依的税收。中国人接受包干到户，不是理论的胜利，而是产量说服了方向，中国人非常实际，能够多打粮食的主意就是好主意，而且这种改革还不用国家花钱，对方方面面的利益都无损害。农村的经验搬进城市，包字进城，找新的突破，找来找去再也找不到不花钱的改革。企业包干和财政包干形成了企业、银行、财政三种软约束，不仅不是新的突破口，而且造成余患至今无法消化。 减轻农民负担的口号我们已经喊十年，而农民的负担却越来越重，屡禁不止，一再反弹，乱集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已成为的公害。用农民的话说“一税轻，二费重，三费四费无底洞”，“七八个大沿帽围着一个破草帽”。中央下决心在农村进行税费制度改革，并率先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故乡安徽试行。试行的决定，农民皆大欢喜，试行的结果，农民说人均减轻负担30块钱，很不过瘾。政府说减轻负担20％，成绩突出。但新的矛盾很快就产生了，农村乡镇基层政权由于历年收费都以两位数增加，现在不增反减，陷入不能维持运转的窘迫状态，中央趁热打铁，提出乡镇（建制镇）合并，减员20％的目标。像历次精兵简政一样，中央有义无反顾的决心，地方有畏葸不前的异志，基层干部认为是中央作好人，自己作恶人，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离心强化猜忌，猜忌构陷瘫痪。而农村的事既怕有人管，又怕没人管，农村的干部不管有多大毛病，也是农村政权稳定的唯一组织力量。 农村的费改税不是什么新而又新的化，而是古而古老的古代化问题。公元780年，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明万历年间，宰相张居正提出的一条鞭法改革；清雍正皇帝实行的摊丁入亩。其名不同，其味相似，都是是用来解决“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矛盾。农村的税费改革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在，城市和农村在上实际上是一种二元结构，城市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而农村除了少数发达地区，仍然是经济为主。农产品的商品率仍然很低，农民的负担仍然主要以实物形态出现。而我国的主体税种流转税、所得税是一种市场经济的税种。如果以这样的税种、税率对一家一户进行生产的农民征税，那就几乎征不上什么。大多数的农村仍然需要极古老的什一税，也就是说要交地租。而土地在名义上又是集体的，向国家上缴很不顺，不如提税、明租、减费。这种税收具有累退性，越是依靠种地生存的农民负担越重，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农民负担越重，只要农村的城市化问题不解决，这种不得以而为之的事情就得干下去。农民人均一亩多地，只够生存保障根本就不可能用来发财致富，所以就有经济学家大声质问：“有谁见过向社会保障费收税的？”别国没有，中国却一定要有，农村大而散，农村的基层干部，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都是同一拨人，缺了不得了，多了了不得。 与国际接轨，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的税制，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中国政府已经进行了四次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结果都是以越精简越臃肿，再快的经济基础也支撑不起叠床架屋的上层建筑而告终。只要看一看政府机构越盖越多越盖越豪华的宾馆式办公大楼就明白了。四次机构改革人员精简，其指导思想都与当年毛泽东所提出的精兵简政，先解决救民私粮，再解决救国公粮的指导思想一致。而当年毛泽东能动真格的，能把问题摆平，是因为大敌当前，前狼后虎，不如此就不足以号召民众，顺应民众，建立“和平民主新中国”。而现在的机构改革外部缺少大敌当前的制衡，内部缺少目标明确的动力。四次机构改革公务员的队伍确实已经很精干，问题是在公务员之外与公务员的权力相联系，不断地滋生出派生机构。包括各种名目的事业单位，各种与政府千丝万缕的中介组织，各种国有的垄断公司，它们都需要直接间接地吃财政，或者直接间接地吃老百姓。 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采取一刀下去血肉横飞的办法，清理公务员队伍之外的某些组织某些队伍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在这方面仍显力度不够。然而，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矛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重求返，对于自我膨胀，自我繁殖，以政府权力为基础，无制衡的机制，不进行釜底抽薪的改革，幻想快刀斩乱麻，扬汤止沸，一蹴而就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无动力的。每当从电视上看到手握上方宝剑《焦点访谈》的新闻记者，面对基层部门三乱人员义正言辞的质问，那些基层乌烟瘴气的乱收费者，一改对老百姓的专横拔扈，婉转羞涩地倾诉苦衷，道出的最后一句话：“我们也得吃饭”。可见，面对形形色色4000万人吃财政的庞然大物进行革命，是多么不容易。我们只能“保持总体税收增长的同时，对税制结构做有增有减的调整。”渐进式，文火慢煲，不得已而为之。 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坚持税收改革宏观调控的正确方向，只能是渐进式的。1994年税制改革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分税制，精兵简政的初衷要想锲而不舍地进行到底，不需要什么特别聪明的，只需要把完善分税制进行到底。的约束软化和银行的约束软化正在改变，多报产值要缴增值税，多报利润要多缴所得税，企业不得不改弦更张，做实成本。分税制使企业的亏损透明化，分税制的改革，还有利于政企分开。在分税制条件下，政府侵吞企业的利润是非法的，企业可以据理力争，靠税收吃饭必将成为各级政府生存所应具备的基本功。在国有企业亏损的情况下，政府不仅得不到所得税，还要承担亏损补贴。大环境正在改变，过去各级政府不管企业盈利或者不盈利，都去争当企业的“婆婆”。作为最后记账单位的政府，实质上掌握着企业的人财物。现在，对亏损企业政府开始望而却步，政府开始愿意将亏损企业交出，政企分开具备了初始条件。所谓诸城经验，就是地方政府出售亏损企业，放弃徒有其名的国家所有，换取财政税收的实质增长。进一步完善的分税制，还有利于克服地方政府盲目扩张的经济冲动，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从而有效地消除市场分割的利益驱动。 有增有减的调整，即便是适度的减税，也不会减少税收收入。以广东省为例，1996年广东省各类企业的平均税负为7.61％，流转税税负为7％，低于全国平均流转税税负0.26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税负为23.2％，低于全国平均税负近10个百分点；外资企业所得税税负为8.86％，低于全国平均税负11个百分点。但广东省的税收收入在全国是增长最快的，目前几乎占到全国收入的 1/7.1996年4月1日，关税从35.9％下调到23％，当年关税收入增长了16.45％，这是在大规模打击走私之前。这几年又有几次大幅下调关税，而关税收入已成为2000年新的税收增长点。该收的收上去，该减的减下来，逐步增加GDP中的含税比例，挖掘GDP中应征未征的税源，逐步使税收占GDP 达到25~30％之间，最大限度地减少收费，使整个结构的调整趋于平衡合理。 现在的分税制不够完善，其表现在分税制的地方性过强，转移支付制度是与增量返还相联系的，越富裕的地方返还的越多；与此相联系，分配决定权由中央政府掌握，其结果是，东西部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2000 年1~10月，东部12省市税收收入占增量的82％，而西部19省自治区税收收入只占增量的18％，越富返还越多，越穷返还越少，通过分税制平衡东西部差距的设想未能实现。税源结构高度集中，中央、省、市比重逐步提高，县、乡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由于不完善的分税制，使现有的GDP结构与税源关系扭曲，农民、农业所承担的税收比重反而重，这种扭曲的现象还需要进一步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