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我合理税制 我给你廉价廉政的政府(3)
2017-08-31 03:28
导读：三、既患寡又患不均 我国税赋不仅沉重，而且十分不公平。以主体税种增值税为例， 厦门大学 杨斌教授指出：1995年我国GDP为 58478.1亿元，其中第二产业为
三、既患寡又患不均 我国税赋不仅沉重，而且十分不公平。以主体税种增值税为例，
厦门大学杨斌教授指出：1995年我国GDP为 58478.1亿元，其中第二产业为28538亿元，如果对一、三产业忽略不计，仅对第二产业按法定税率征税，应征得的税款4851亿元，而实际征到的税款只有2602亿元（包括三大产业）。因此，实征税率不到60％。从各种所有制征税的负担比较，国有重于民营，民营重于外资。中国社科院邓英淘员认为：如果将税负一词作为比税收口径更宽的国家财政收入，以1995年为例，如果各种所有制企业税负是公平的，那么该年国有单位就多负担税负2004亿元，集体单位少负担税负674亿元，其他所有制单位少负担税负1330亿元，如果后两类经济单位的实际税负比例都达到国有单位的税负占GDP的比例，即19.5％，那么，1995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将为19％，而不是现实的10.6％（不包括预算外等其他三项财政收入）。如果以19.5％为标准则流失的财政收入为5202亿元。其中集体所有制单位流失为2000多亿元，其他所有制单位流失3000多亿元。当然这只是如果，这里不可比的因素太多，比如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和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倾斜。还有600家国有大企业债转股，贷款银行说了不算，鸳鸯谱要由经贸委点，入选好比上光荣榜。 国有企业在税收中的权重如此之大，虽不合理却很合情。之所以说它合情，是在上述前提下为了保证政府财政的稳定增长，舍此无它。只有配合有效的税制改革，该征的征上来，该减的减下去，有增有减，国有企业税赋过重的问题才能找到疏缓的渠道。否则，就必然出现容易征收的但不一定都是应该征收的征得很重，应该征收的但很可能是不好征收的征得很轻。 如个人所得税。2000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达到500亿元，但几乎80％以上来自于工薪阶层。改革开放之后收入开始向个人倾斜，最终分配中居民收入超过 70％。而考虑到我国已有两亿富裕人口，个人所得税税源超过1000亿元，500亿元的成绩并不令人满意。而在人口中只占8.7％，个人储蓄占储蓄总额的 60％以上的富裕阶层，个人所得税还不到纳税总额的10％，此非咄咄怪事。吴敬琏牵头，杨之刚执笔，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财税体制进一步改革》课题组认为，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比例仅占GNP的0.5％，还比不上一些非洲国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这一比例超过1％，泰国和墨西哥在2％以上，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高于 3％。我国个人所得税管住了工薪阶层，却管不住新崛起的款、腕、星。不是税率太低，也不是征收力度不够，而是个人收入的透明度太低，完全是黑箱状态。名义税负最高达45％，该扣除的又不让扣除。政策的不规范和个人的偷逃形成互为补充。 又如我国的酒税流失。我国每年生产各类酒 3000万吨，按现行的酒类征税政策（主要是消费税、增值税）一年应征500多亿元，而实际征税只有100亿元左右，静态的数字算账，流失400亿元。酒税之所以征不上来，一是名义税率太重，照章纳税企业几乎不能存活；二是小企业太多，多到很难建章建制，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加袒护，包税成为必然的选择；三是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税制缺少衔接，漏洞多多；四是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湖南、广东、四川三个省酒厂分别达到5000家、6000家和7000家，人云：“当好县长先办酒厂，一只大锅几只桶，勾兑勾兑就是酒”。这种局面再多的征税人员也对付不了这般造酒大军。 再如，与公开、公平相悖，对不同企业歧视性的税收政策，造成税负结构畸轻畸重。诸种优惠政策表现出爱老外没商量。国家税务总局许善达估计，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的负担率为10％，比平均负担率低25％，流转税负担率为4％，比内资企业低三个百分点。[3]税制改革后外资企业的税负负担比内资企业约低五个百分点，外资企业在工资成本、城市建设维护费、投资方向调节税、进口设备关税等方面享有诸多优惠。这种政策使假合资、假外资大量增加。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在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20％是内资出境后再流入的资本，按此估计，1997年流出再流入的资本约为128.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065亿元，占当年M1 增量的16.8％。 在通货紧缩经济比较萧条的时期，由于普遍的价格水平较低，进行公共工程投资的成本也较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有效的，但其作用又是有限的。在经济出现复苏之后，就应该寻找既能解决财政危机，又能避免损害效率的解决方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引起国家投资的增加，国家投资的增加如能引起有效需求和消费的增加，循环往复形成新的投资需求将倍数于初始的投资数量，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投资乘数。1998年财政用于国内基本建设的支出1338亿元，比上年增长36％，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1197亿元，比上年增加 27％，1999年又有进一步的增加。但是，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扩张，并没带来预期的效果，其直接原因就在于投资乘数较小。1998年的投资乘数就从上年的 2.38下降到1.54，下降了65％。以张曙光牵头，盛洪执笔《寻求更有效的财政政策》指出：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不断下降，近两年已经降到最低点，特别是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已经出现负值。人们的支出愿望低下，总收入增长，而消费支出却在减少，人们的收入预期不稳和支出预期增大。近几年来我国产品和服务的周转速度呈下降之势，这也是造成投资乘数下降的重要原因。GDP周转速度（或货币周转速度）已从1991年的2.5下降到1999年的1.81.[4] 2000年我国的经济开始复苏，但最终消费不足的问题仍未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年均GDP增长9.7％，而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7％，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近几年几乎在2％徘徊。1998年基尼系数已扩大到0.457，2000年实际超过5.我国最终消费在GDP的支出中的比重比世界水平低11个百分点，比美国，印度低20个百分点，农村消费市场份额由改革初期的66％降到的40％左右。回想改革的第一阶段，1979~1985年，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9％，在GDP增长率的9.9个百分点中，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为6.8个百分点，消费增长对GDP增长起主导作用。这期间，农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近一倍，年均增长10％，城市年均提高了5.7％。农村居民对GDP增长的贡献在 9.9个百分点中有4.5个是来自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农村的粮食、农副产品大幅增长，城市以轻品为支柱的农村需求趋旺的工业品大幅增长，二者形成一幅良性循环的流程图。中国经济的外向度越来越高，中国国内的消费率越来越低，平均每年下降0.6个百分点，中国还不可能在国内低消费率高外向度的路上一往无前跑步前进。二个市场为我所用，现在尤其需要眼光向内、向下。 现在，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缓慢，九亿农民的存款在整个居民存款的比例只有19.8％。农村有将近2.5亿劳动力失业和潜在失业，出外打工的门槛越来越高。打工仔的子女们也开始外出打工，但打工仔与打工妹的工薪收入几乎15年没什么变化。据经济学家温铁军的研究，农业已经完全成为一个没有剩余的产业。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它制止了经济增长的下滑，但很快就暴露出它的负面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社会投资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微观经济的主体投资。近几年，政府竭力扩大公共投资，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明显提高，从1997年的2.8％提高到1998 年的4.2％，但终究是一个较小的部分。引导微观主体投资的动力是利润预期，一旦利润边际变小或消失，人们就会减少甚至丧失投资的动力。1997年，我国的利润边际大约是6.8％，分行业看，工业企业的利润边际大约2.7％，资本利润率为6.5％，乡村企业为5.6％，商业为5.1％。1998年宏观税负提高了0.8个百分点，相当于利润边际下降了0.3个百分点，根据当年数据，国有及规模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边际已降至2.3％，利润同比下降了 14.8％，资本利润率降至3.7％，仅相当于当年商业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的53.4％。利润预期的降低使民间无力回应扩张性的财政政策。[5]我国的税制以工商企业税为主，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税负主要由企业负担，相对于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国家，我国的税制主要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制度。生产型增值税，不抵扣资本品价值或折旧的价值，税率为17％的生产型增值税相当于消费型增值税的税率，约为26％。[6] 当前应该特别强调，税收政策也是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灵活地运用税收政策在经济复苏的条件下，具有优于公共支出的特点，长期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加大财政风险，导致通货膨胀，并冲击资源的市场有效配置，导致低效率。激活社会投资已成为当前税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