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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功能财政化与国家宏观调控改进

2017-09-01 02:54 摘要：国有改革不成功、银行治理结构不完善、企业信贷软约束是陷入“活乱”循环的根源。经济的“活乱”循环实质上反映出内在体制性症结，反经济周期性的宏观调控不具有解决体制性的能力，政府不着力解决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经济运行的“活乱”循环难以避免。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是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不可能成为以利润极大化为目标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财政化，国有企业改革才能成功。国有企业改革成功可以形成企业信贷硬约束，建立起一个有利于宏观调控改进的制度基础。　　一、中国经济陷入“活乱”循环引发的思考　　1978年中国开始进行从微观经营机制起步的经济体制改革，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打破，其中主要的手段是放权让利使政府的计划权力削弱和分解，国家财力向企业和家庭部门转移，经济增长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已逐步形成，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经济改革进程中还面临着一系列矛盾。产权改革滞后，国有企业问题无法解决，银行治理结构也没有实质性的改进，计划应该进一步退出的领域不能彻底退出，政府对企业进行行政性干预的能力仍然很强，社会资源的动员和配置还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体制转轨不完全和市场规则不完全的制约，经济容易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根据当时经济过热共进行了五次紧缩型的宏观调控，分别是①1979—1981年；②1985—1986年；③1989—1990年；④1993年下半年—1996年；⑤2003年下半年—2004年；一次扩张型的宏观调控，1998—2002年。第一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78年的经济过热，1978年经济增长率达11.7%，1980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达6%，经济过热表现为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而行，不可一哄而上。第二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84年的经济过热，1984年经济增长率达15.2%，1985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达8.8%，经济过热表现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1984年1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经济增长速度的现象。第三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87年、1988年的经济过热，1987年、1988年的经济增长率达11.6%、11.3%，1988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达18.5%，经济过热表现为预算外投资规模膨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第四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92年至1993上半年的经济过热，1992年经济增长率达14.2%，1993年、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达13.2%、21.7%，经济过热表现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1993年6月实施了以整顿秩序为重点、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　　1996年实行“软着陆”以后，中国经济步入了一个特殊的阶段。在积极货币政策未能导致经济增长迅速出现回升的情况下，1998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启动经济迅速增长。积极财政政策对防止经济增长失速的效果是明显的，1998—2002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7.6%.但是积极财政政策始终未能消除制约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体制性约束和受到体制性约束而导致的经济失衡问题。2002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刚出现新的增长势头就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　　（1）社会投资规模偏大，部分行业盲目扩张，“遍地开花”的低端产业不断地制造资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经济增长未能脱离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老路。中国钢产量已达2亿多吨，2003年进口铁矿石1.5亿吨，自产量达3亿吨，中国钢铁投资增速达90%以上；而2004年全世界铁矿石生产仅增加4000万吨，全供中国进口也不够，况且港口装卸能力和船舶运输能力也很难跟上。中国水泥投资增速高达120%以上，水泥产量达8亿吨，在建能力达2亿吨，总生产能力达10亿吨，而全世界第二位的水泥大国产量仅8000多万吨。　　（2）投资需求越来越依赖政府，政府投资不断扩大，政府消费率节节上升，政府投资对居民消费拉动作用很弱，投资增长大大快于消费增长。1998—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年均增长1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8.4%，投资快于消费2.4个百分点。2002年下半年以来这种差距持续扩大，2003年前三季度二者增速相差21.9个百分点。　　（3）政府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大幅下降，社会失业人员不断上升。1998—2002年我国GDP年均增长7.6%，但同期就业人数年均仅增长1.1%，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14，比1990—1997年减少了一半。2002年下半年经济连续5个季度呈现持续回升的态势，城镇登记失业率却从2001年末的3.6%上升到2002年末的4%，2003年第三季度末更达到4.2%.当经济失衡现象严重伤害整个经济运行并产生社会不稳定时，政府不得不实施第五次紧缩型的宏观调控。　　我国经济的冷热和“活乱”循环，表面上看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周期性问题，实质上反映出内在体制性症结。反经济周期性的宏观调控具有短期性、周期性特征，只能解决经济总量平衡等问题，并不具有解决体制性问题的能力[1].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既是市场经济运行周期性危机的要求，同时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又以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为条件。由于中国市场机制不完善，经济体制特别是投融资体制还具有很强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特征，一些投资没有产权约束，货币政策很难调节市场机制，消费和投资，维持经济自主增长。货币政策很难确保我国宏观调控取得预期效果，我国的宏观调控主要采用的是财政政策和行政手段。积极财政政策会放松国有企业和银行的预算约束，强化国有企业和银行依赖国家承担风险的意识；强制性控制财政支出、强制性控制信贷投放和强制性压制非国有经济的扩张会导致旧体制的复归。如果不解决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和“活乱”循环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