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中国公共财政论之特色(2)
2017-09-06 04:38
导读：二、姓“社”姓“资”的问题 姓“社”姓“资”的问题，是我国改革中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问题在我国的财政学界争论是异常激烈的，
二、姓“社”姓“资”的问题
姓“社”姓“资”的问题，是我国改革中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问题在我国的财政学界争论是异常激烈的，它具体表现为关于“公共”与“阶级”、“剥削”关系的争论。
建国后几十年来，我国财政界一直对“公共”财政及其相关理论进行了强烈批判，认为它否定着财政的阶级性，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财政观。这样，改革开放中对于我国公共财政论的构建，曾经遭受的典型非议，仍然是这种理论不讲阶级不讲剥削。应该说，如同市场经济姓“社”姓“资”问题一样，这也是加诸于公共财政头上的一道紧箍咒。不解决这一问题，公共财政是无法在我国立足的。
在改革开放中，人们逐步达成了市场经济不姓“社”也不姓“资”的共识。这就为公共财政姓“社”姓“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根本条件。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类型。在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服务于市场的平等交换和既定的产权关系，对于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作用和资本的保值增值，对于市场经济的正常存在和运转，都提供着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既然市场经济不存在姓“社”姓“资”问题，那么对公共财政来说当然也不存在这一问题。
公共财政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有着很大的实践意义。它具体表现为我国财政制度逐步从原有的服务于国营经济和压抑私有经济，转到了对所有的经济成份一视同仁上来，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否则的话，如果这些年来我国政府继续通过财政手段在各个经济成份之间筑起一道人为的鸿沟，继续实行优待国有经济和公有经济，歧视私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政策，则市场化改革就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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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价值理论与国家学说的问题
财政是政府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因而任何一种财政理论，都直接间接地涉及到经济学的价值理论问题，涉及到国家学说问题，都必须建立在某一价值理论与国家学说基础之上。
对此，公共财政论也不例外。这恰好又成为我国建立公共财政论必须突破的基本难点之一，因为西方的公共财政论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社会契约论，而不是劳动价值论和阶级国家观的基础之上的。后者是马克思所持的基本观点，而前者则不是。这样价值理论与国家学说问题，就似乎成为两道横亘于我国公共财政论之别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其实不然。这些问题，是可以随着我国改革实践的进展而逐步解决的。
从价值理论来看。边际效用分析深入到西方财政理论的每一领域和具体方面，成为其论证分析、建立
数学模型和开展计量分析的理论基础。可以这么说，没有边际效用价值论，就没有西方公共财政学。这就对我国公共财政论提出了是否也接受该价值理论的尖锐问题。
应指出的是，公共财政论并不天然与劳动价值论相对立，因为亚当·斯密就是以劳动价值论，而不是以边际效用价值论来构建其公共财政论的。这就表明，至少我国也可以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来构建自己的公共财政论。
当然，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这里还需要回答若干问题：一是如何看待西方的公共财政论最终都转到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基础上来的问题；二是如何看待边际效用价值论与西方公共财政论高度吻合并发挥了巨大作用的问题；三是如何看待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公共产品论与公共财政论的关系问题；四是我国财政学如何与国际通行的财政理论体系接轨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其症结还是边际效用价值论问题，因而我国的公共财政论仍然难以回避这一问题。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然而，这并不仅仅是财政理论，而是整个经济理论都面临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实践对整个经济理论提出的尖锐挑战。其典型的例子，是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问题。改革中，我国从原有的工农业总产值等指标体系，改为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生产总值（GNP）等指标体系。但这立即就涉及到价值理论的问题，因为前者是以劳动价值论，而后者则是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对此，我国理论界是试图通过创立社会劳动价值论来摆脱窘境，但至今尚未达成共识，因而问题仍远未解决。尽管如此，它丝毫也没有影响我国对于GDP和GNP等指标的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