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性约束 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解析(3)
2017-09-08 01:39
导读：三、市场机制运行的障碍：消费的体制性压抑 按照凯恩斯政策原理，应对有效需求不足、启动自主增长的关键是投资乘数，即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
三、市场机制运行的障碍：消费的体制性压抑 按照凯恩斯政策原理，应对有效需求不足、启动自主增长的关键是投资乘数，即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取决于居民收支预期和收入差距的状况。以下我们就来具体考察这两个关键条件如何受到体制性约束，从而导致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不足。 （一）传统体制下的“契约”无法通过市场化过程出清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实现快速化和经济增长的目标，政府与公众之间相应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契约。这些契约一方面要求公众必须忍受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消费利益的牺牲，以使积累保持在较高水平；另一方面则通过统一标准将较低价格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安排于或单位中。改革开始后，随着价格的市场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福利性公共品的供给价格必然逐步提高、成本逐渐外部化，顺利解除这一部分福利性公共契约是计划到市场转轨最终完成的前提。 从转轨的实践路径来看，“休克疗法”将转轨成本随同产权私有化过程一并抛向社会，试图将原来计划体制下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的“社会契约”通过市场化一次性解除。其巨大代价是改革一开始就会出现剧烈的经济社会动荡，由此所造成的对生产的破坏和债务危机较长时期难以消除。渐进改革虽然避免了“休克疗法”造成的严重，但当期必须支付的价格改革补贴和延期支付的与产权改革等相关的成本，却继续由政府承担着。已有的实践表明，旧的“社会契约”事实上无法通过市场化过程出清（Clearing），即使选择激进改革的国家，只要政府是负责任的，在解除“社会契约”的某些问题上也仍然不得不采取较为渐进的方式来过渡，政府必然是解决这些债务的最终负债人。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二阶段改革，其挑战性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20年前，转轨的速度将决定未来支出负担的规模。转轨成本的消化将形成对这一阶段经济运行和市场机制的基本制约，而这一过程中的成本支付方式无非两条：（1）一部分转化为家庭部门的个人支出；（2）一部分转化为财政必须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支出。比如原来体制下全民范围都享受到的之类的补贴，不论结构如何调整，一部分支出仍然要由财政来负担，一部分则转移给家庭迫使居民以增加储蓄、缩减即期消费来应对。前者成为财政经常性支出中不断增长的一个大项，后者与其他预期支出一起改变着居民的长期预期和消费倾向，总体上都将使市场机制的传导在消费环节发生障碍。 （二）战略与转轨次序导致的多“二元结构”无法在短期内自动消除 中国20多年改革与发展的成就来自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渐进改革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动。即在非均衡条件下（如要素市场分割等）通过结构调整使资源转移和进行再配置，实现效率的提高和对经济增长的刺激④。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路径选择，在效率增进的同时，非平衡的发展战略导致了比改革初始状态大得多、也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大得多的两极分化。仅用传统“二元结构”（DualStructure ）还不足以解释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不足以解释差距何以会拉得如此大。 准确地讲，中国贫富差距之所以形成长期拉大的趋势，是转轨与发展双重作用下的多“二元结构”的结果。一方面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计划控制资源能力逐渐削减、市场配置资源能力逐渐增强的转轨过程中发生了多元变异，除了城乡差距拉大以外，还出现了城与城、乡与乡之间的差距拉大问题。城乡居民收入比（以为1，下同）1995年为2.71：1，2002年扩大到3.11：1.收入差距拉大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拉大。不仅如此，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增长也很不平衡。以20%低收入农户消费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2000年最低收入组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977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8.5%. 另一方面政府主导、渐进改革路径下的非均衡发展，不断衍生出与经济转轨进程相联系的新的“二元结构”。在近20余年的体制改革进程中，从市场广泛化和深化来看，表现为产品市场化→生产资料市场化→市场化的市场逐步启动和放开的过程，而在这三大部分市场化的内部，也存在一定的次序，例如产品市场化，就有日用消费品市场化→耐用消费品市场化等分过程。体制变动导致的利益转移形成了非正常的收入分化。这种“体制性收益”和“体制性损失”，反映了体制变动过程中各人因所处地域、产业、岗位、人际关系等不同，改革的步骤与方式不同，避免社会震荡的保障机制和缓冲机制不同，在改革的各个阶段里发生的收入分配差异与既有财富转移。处在不同改革次序上的家庭部门之间，有的轻易就获得了转移性收益，有的没有获得这种收益的机会，甚至失去了既有的收益，也就负担了体制转嫁的损失。类似的变动过程中，显然还伴随着大量由于不完善、监督缺位、运作不规范、体制性资源滥用所导致的“衍生性”收益畸高者与损失畸高者。这种因既有财富占有格局变动导致的收入分化，加上以效率优先、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拉开的收入差距，必然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畸高收入阶层”与“畸低收入阶层”的逆向分离。多“二元结构”在经济转轨的不同阶段衍生、博弈、固化，使收入差距呈现一种全面扩大的态势，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加剧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程度。 （三）由上述两个原因导致的体制性后果：储蓄的过量漏损与消费环节的脆弱性 受既有认识框架的限制，储蓄的过量漏损问题一直未从体制性约束的角度得到重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以及传统体制因素对需求的明显制约，投资、消费膨胀的内在动力已明显不足。“九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1.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速为17.3%，储蓄增速比投资增速高5.1个百分点。国内储蓄未能充分转化为实际投资，表明经济增长中存在严重的投资压抑。2002年上述两项指标分别为16.1%和 17.8%，投资与储蓄差距缩小源于国有投资的迅速增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增长10%，表明储蓄增量不仅来自于居民增收，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居民的“超储蓄”。储蓄的过量漏损意味着平均消费倾向的长期下降和民间投资意愿的不足。 储蓄过量漏损的原因在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不足，而制约消费的正是前面提出的转轨过程中的两个特殊的体制性因素。解除旧的“社会契约”所引发的储蓄漏损主要是总量上的，表现为储蓄构成中预防性动机增强导致的边际储蓄倾向上升。在近年的历次居民存款动机调查中，教育支出、养老支出所占比重最大。多“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储蓄过量漏损主要是结构性的，表现为不同收入群体潜在消费能力差异导致的有效需求总水平不足。2000 年与1995年相比，从最低到最高收入分五个档次的家庭收入名义增长率分别为22.3%、31%、37.6%、44.9%、51.1%、56.4%和 61.9%.其中中低收入户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而10%最低收入家庭与10%最高收入家庭收入差距由3.7倍扩大到5倍。这样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使大多数人并不具备扩大消费的能力。 当消费的总体性制约和结构性制约交织在一起时，收入增长的结果必然是储蓄倾向的强化，是消费一储蓄结构的不合理和储蓄一投资转化的不畅。消费环节成为整个市场机制传导链条上的“瓶颈”，使积极财政无法实现预期的扩张和传导。近年来以扩大投资需求拉动内需虽然有一定效果，但投资率也由1997年的33.5%攀升至2002年的42%以上，已经到国民收入分配的宏观比例和经济的长期稳定。消费环节的这种脆弱性反映了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其实质是转轨过程中传统体制因素和过渡性因素在制约着市场效率的发挥。由此判断反推的结论是：由于改革尚在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有限性和困境，财政政策只能作为弥补GDP 增长缺口的次优选择。防止经济失速、防范财政风险的治本之策必须是进一步推进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