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性约束 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解析(4)
2017-09-08 01:39
导读：四、财政政策的一种后果：对投资体制性冲动的强化 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大量发行建设国债和政府投资的扩张为基本特征，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弥补
四、财政政策的一种后果：对投资体制性冲动的强化 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大量发行建设国债和政府投资的扩张为基本特征，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弥补最终消费、净出口和资本形成下降留下的需求缺口。并且由于前述的体制性约束导致的消费压抑，积极财政政策作用于市场机制传导的工具性效果并不明显，更主要的是以直接产出效果来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样的体制背景决定了政府投资对这一阶段的经济运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同样由于体制性约束导致的对民间投资的拉动效果不足，政府投资的行政性拉动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替代措施。这种特征的拉动可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8年到2002年上半年，主要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直接投资拉动，连续发行国债和增加预算内投资是主要的方式。为了提高乘数效果和拉动作用，这些资金在使用上采取了配套和“捆绑”的政策，国债资金与银行新增贷款、地方资金的配套比例大致为1：1：1.另外还通过补充和增加建设项目资本金，以扩大对银行贷款的需求；调整税收政策以加大出口导向的力度。在此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比重大幅提高，从1996年的2.7%迅速上升到2002年的7.3%；国债资金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2000年达到4.6%. 尽管如此，由于整个经济运行的通缩程度较为严重，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国债资金的拉动作用既不可或缺，又显得十分吃力，经济运行很不稳定。1998—2002年国债资金占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8.9%、75.9%、54.3%、 34.9%、23.9%，其比重和波动幅度都反映了这种特征。 第二阶段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主要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普遍的投资扩张，信贷膨胀和外资猛增是主要的方式。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由于高收入群体消费升级的基本完成，以汽车、住宅等高档消费品为特征的需求大幅增长，从 2002年下半年开始自发性的投资需求得到持续回升。在此背景和前一阶段政府投资行政性拉动的惯性作用下，中央政府投资增幅持续下降，并已出现负增长，地方政府投资增幅则迅速上升。2003年前三季度中央政府进行的固定资产项目投资额同比分别下降了7.0%、7.7%、14.0%，但地方政府的投资额同比分别达到41.5%、41.5%、39.7%. 出现政府主导型投资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化的原因，首先是传统体制下的投资冲动在特定条件下受到了刺激。1996年实行“软着陆”以后，经济过热迅速降了下来，但盲目扩张的投资机制并未从体制上消除。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实施和现行的流转税为主体分享的税收体制再次强化了政府投资行为，强化了地方对增长速度的记忆和追求。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分指标、下任务，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中的超前行为，工商注册、土地批租、税收政策等方面的竞相优惠和违规审批等冲动开始扩张。在投融资体制改革尚未到位，投资的微观约束机制和宏观管理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地方发展的冲动转化为简单的投资冲动并直接导致投资过热。出现过热的项目大都与各地发展“支柱产业”、“经营城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冲动有关。 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增长必然导致非市场约束的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这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实现危机有着本质区别。同时，与传统计划体制下投资饥渴和预算软约束不同的是，这次发生在转轨背景下的政府投资冲动，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已经确立，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又远未完善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投资冲动启动后就不再直接以政府、以预算内资金增长来体现，而主要表现为民营、外资等企业投资和银行信贷资金的扩张（参见图3），但这些投资行为和项目都与政府的发展目标和意图紧紧相连。一些投资或者没有产权约束，或者资源通过非市场化途径获得（如土地批租环节的问题），本身并不反映市场价格。 微观方面制度性的国有企业退出壁垒构成了投资冲动的另一个重要变量。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由短缺经济时期投资扩张的预算软约束，演变为“后短缺时期”的弱淘汰机制和高退出壁垒。由于国有企业退出仍主要由政府决定，传统体制下的政府投资冲动的预算软约束很容易转化为转轨经济中的企业信贷扩张的软约束。在总需求因某种原因降低时，该淘汰而未被淘汰的国有企业需要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盈利与否变得并不重要，削价以获取市场份额的过度竞争越演越烈。而在某些领域的需求转旺时，政府行为的诱导又很容易使企业选择在原有的结构和水平上迅速扩张。 由于这样一种转化，我们看到，虽然国债资金和国家预算内资金对投资和经济运行的影响力已经下降，甚至在使用方向的不断调整中逐渐变得微不足道，但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冲动却在地方普遍形成了。这种冲动是体制性的，事实上与积极财政政策是否退出已没有太大关系。进步讲，积极财政政策是否退出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阶段的经济运行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