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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性约束　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解析

2017-09-08 01:39 [摘要]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工具性效果不足和运行失衡是经济的两个突出，二者具有承继关系，都受到同一转轨背景下的体制性约束。由于现阶段中的市场机制还只是框架性的，导致经济失衡和失业问题的原因不同于一般性的市场失灵，以启动经济自主增长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缺乏体制上的内在机理。经济运行的失衡则是消费的体制性压抑、投资的体制性冲动双重约束的结果。本文认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是结构性的，其实质是转轨过程中传统体制性约束导致的市场机制运行障碍，是市场机制不成熟、不完善的结果。由于问题产生的体制背景不同，实践中的财政政策既无力像西方那样用以启动市场机制的恢复，也不可能解决转轨中的体制性约束问题，只能提供一个有利于解决问题的相对平稳的宏观环境。财政政策作用下的经济运行也同样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转轨中的体制性矛盾最终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消除　　关键词：体制性约束/经济转轨/财政政策/经济失衡　　作者吕炜，1969年生，经济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院教授（大连116025）。　　一、两个经济现象引发的反思　　1998年以来是中国经济一个极为特殊的发展阶段。由于转轨尚在过程中，这一阶段的体制性约束和政策取向之间的碰撞十分剧烈，并直接导致了经济运行中的种种冲突。其中有两个现象相互联系又最具代表性：一个是积极财政政策在启动消费、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方面始终存在比较严重的失灵，财政政策原理的适用性受到挑战；另一个是2002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刚出现新的增长势头就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用增长速度自动解决结构矛盾的传统思维受到挑战。这两个现象比较深刻地反映了体制与政策碰撞的内涵，也反复证明着中国经济的特殊性，这是本文剖析的对象。　　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政府投资的扩大使总供求均衡维持在接近充分就业均衡的水平，利用投资转化的收入效应改变居民消费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刺激民间投资意愿增强，最终使市场机制恢复自主运行能力，经济增长恢复内在的秩序。这也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实际执行的情况是，积极财政政策对防止经济失速的效果是明显的，1998—2002年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7.6%，保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但是作为一项反周期调节的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始终未能在刺激有效需求、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方面产生明显的效果，投资需求越来越依赖政府，对居民消费拉动弱，而政府消费率却节节上升。1998-2002年国债投资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19.2%、28.2%、21.3%、24.7%、25%，已经成为投资、消费、外贸之外的“第四驾马车”。这些现象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直接产出效果要大于调控作用，其实质是以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的方式掩盖了政策传导受阻的事实。政策的这种失灵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我国近年来经济运行中的失速、失业等问题是否具有市场经济下的短期非均衡特征？如果问题并不主要产生于市场机制的内在矛盾，那么我们一开始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设定就有偏差，对这项政策使用过度的负面也缺乏准备。情况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需要回答制约市场机制运行的矛盾究竟是什么？财政政策为什么不能消除这些制约？目前积极财政连续实施的意义和后果是什么？未来真正使经济实现自主增长的出路又在哪里？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进入新一轮增长期的迹象，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和后续影响不再成为关注的焦点。但这一次增长刚启动就伴随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背离程度不断拉大，人们对经济走势的判断出现严重分歧，政策取向再次受到严峻考验。主要表现在：（1）投资增长大大快于消费增长。1998—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年均增长1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8.4%，投资快于消费2.4个百分点。2002年下半年以来这种差距持续扩大，2003 年前三季度二者增速相差21.9个百分点。伴随这种差距的持续扩大，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关系也呈现相同的走势。（2）经济增长回升与失业率上升同时出现。 1998—2002年在积极财政政策支撑下，GDP 年均增长7.6%，但同期就业人数年均仅增长1.1%，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14，比1990—1997年减少了一半。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大幅下降，每年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却不断上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下半年经济连续5个季度呈现持续回升的态势，城镇登记失业率却从2001年末的3.6%上升到2002年末的4%，2003年第三季度末更达到4.2%.（3）通胀现象与通缩现象并存。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所伴随的信贷膨胀、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显示经济运行已处于通货膨胀状态。2003年前三季度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接近7%.另一方面社会最终消费始终还没走出通货紧缩状态，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长一直徘徊在8%-9%之间，居民消费物指数虽然摆脱了2002年连续10个月的负增长，但上涨幅度没超过1%，2003年1-10月消费物指数上涨0.8%.指标的背离反映出结构性矛盾已十分突出，经济运行的传导机制存在严重障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习惯于利用经济高速增长来自动解决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消费、增长与就业的矛盾。现在看来这种政策已经出现失灵，增长一旦放缓结构性矛盾仍然会更突出地暴露出来。这种变化的背后包含着怎样的体制性约束？投资扩张与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有关系？消费疲软作为两个现象中的共同问题反映了什么样的深层矛盾？进一步讲，两个现象发生在同一阶段，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相互联系和共同的制约因素？　　本文认为这两个突出的经济现象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其结果始终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背景，经济转轨是分析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总背景，体制性约束是进行观点归结的落脚点。解释这种联系和结果需要理解西方现代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体制环境、实际作用和后续影响，在这一分析过程中会形成对当前经济失衡原因的基本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