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性约束 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解析(5)
2017-09-08 01:39
导读：五、结语一：关于当前经济运行失衡的看法 中国经济在进入市场机制框架建立的转轨阶段后，就一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失衡问题，集中表现为投资一消费
五、结语一：关于当前经济运行失衡的看法 中国经济在进入市场机制框架建立的转轨阶段后，就一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失衡问题，集中表现为投资一消费、总供给一总需求的断裂。这种失衡是传统体制性因素对投资和消费实施的逆向推动作用的结果。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通过直接的产出效果保持了总量上的平衡，但并未使结构性失衡问题得到缓解，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失衡的体制性根源。因此新一轮经济增长刚一启动就遇到了严重的结构性障碍。失衡意味着市场经济运行存在着系统性、整体性风险。本文关于经济失衡的主要结论如下： （1）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过度提速主要由投资增长引起，地方政府主导的体制性投资过热起着主导作用。其实质是传统体制下投资冲动与饥渴在市场机制不健全条件下的变异。由于投资—消费的体制性制约阻碍了价格的传导，这种过热没有直接通过消费、通过实体经济反映，而是表现为固定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因此投资品的价格上涨并不反映投资—消费关系和最终需求的变动。其实质是经济运行并没有走入良性增长和自主增长，长期需求不足的体制性原因仍然存在，通缩阴影可能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2）与改革开放以来1984—1985、1987—1988、1992—1993年三次过热不同，新一轮增长加速伴随着突出的体制性矛盾。由投资的体制性冲动而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由消费的体制性压抑而形成的通货紧缩压力，使得经济运行的结构性失衡非常严重，我们已很难像改革前半期那样简单地通过GDP 增长来自动增加就业、保持社会稳定。（3）少数高收入群体消费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容忽视，正如当年城市居民家用电器消费拉动下形成的1984—1988年GDP 超过15%的增长速度。但是这一次拉动进一步缩小到城市中一小部分高收入群体，这种收入增长和消费提升将使长期增长很难持续，社会容易发生断裂，是与全面建设小康和社会主义制度相悖的。（4）当前经济运行的失衡问题从本质上说不是政策的产物，而是体制性约束的结果。但是一项政策的实施可能使问题的严重程度发生变化，也可能掩盖问题或延缓对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对决策者而言，不应将失衡原因过多归咎于积极财政政策，政策的退出可以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根本的还是要消除体制性障碍。另外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总量平衡、稳定增长等，是通过需求管理来平衡总供求关系，并不具有解决体制性问题的能力，只能为体制性问题的解决创造一个平稳的宏观环境。（5）消费需求的增加不仅是保证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而且是促使经济内生性增长机制形成的关键。投资扩张可能拉动消费，但如果消费增长受到制约，投资扩张又受到推动，供给就会在短期内迅速创造出来，对物价下跌造成压力。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可能加速这一过程，从而可能加速整体经济从过热向过剩的转化。
六、结语二：关于财政政策真实作用的看法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建立，仍然处在转轨途中的中国经济在实践和认识上都存在着如何判别经济运行的体制性约束与周期性约束问题。1998年以来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是明显的，但是寄希望于积极财政政策能够按照凯恩斯政策原理启动消费和经济自主增长，则缺乏前提。中国的积极财政实践表明，虽然经济中的矛盾是以市场机制运行不畅表现出来的，但制约市场效率的原因是传统体制性约束导致的市场机制不完善。我们只有从导致市场不完善的特殊体制性因素去，才能对财政政策实际可能起到的作用有一个理性的判断。 关于财政政策真实作用的主要结论如下：（1）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失衡、失业等问题，其实质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体制性现象，而不是市场经济运行中一般的周期性现象。由于不存在理论分析中的给定前提，传统宏观分析中的短期性政策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那种寄希望于通过财政政策，尤其是通过扩大国债投资，启动经济自主增长的观点是不正确的；（2）现阶段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需求不足产生的增长缺口。如果这种需求不足可以被认定为主要是体制性原因导致的，那么财政政策实质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近期制度性变革不足（制度贡献不足）产生的增长缺口。财政政策在总体上使经济增长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为进一步推进各项改革、消除体制性制约维持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和平稳的心态。从这一点看，财政政策功不可没。那种因为积极财政政策不能启动经济自主增长恢复，而否定财政政策作用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3）现阶段有效需求不足产生于体制性原因对市场机制的制约，其中主要是旧的“社会契约”和多“二元结构”问题，这两个原因从总量和结构方面导致储蓄发生持续的、体制性过量漏损，导致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和低效率。解决这一问题的惟一途径是深化改革，消除制约市场机制运行的体制性约束；（4）由于需求不足的原因不是短期非均衡矛盾，在一定时期内政府支出的扩大将演变为经济增长贡献中一个必要的、有意义的常量，具有了内生性。恢复经济自主增长能力，必须借助外部力量的推动，即深化各个方面的体制改革。没有改革引导、配合的财政政策既会强化旧体制复归、结构矛盾，也会加深财政运行的体制矛盾和债务压力。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是否退出并不取决于财政政策的工具性效果，而是取决于改革推动市场机制完善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