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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组织发育水平不高,“非政府组织的政府性”与“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性”并存,社会组织的能力有限,社会公信力不高,社会组织应有的功能与作用发挥不充分
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组织发育水平不高,主要表现在“非政府组织的政府性”与“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性”,即较强的行政依附性和营利性。行政依附性,主要表现在:组织上挂靠于一个党政机关,负责人由机关现职或退休人员兼任,经济上靠政府部门资助或补贴,“官办”色彩浓厚;另一方面,因为双重管理体制赋予了业务主管单位(主要是党政机关)很大的政治责任,业务主管单位对社会组织日常活动干涉较多。营利性,主要是部分社会组织利用政府赋予的政策和公众的信任,以合法的外衣从事非法活动,以非营利组织的名义从事营利性的活动,为社会组织领导或工作人员谋取个人利益。行政依附性和营利性严重背离了社会组织的根本属性,阻碍了社会组织的独立健康成长和应有作用的发挥。
(三)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存在“越位”和“缺位”的问题,政府与社会组织缺乏有效的互动合作,基层行政工作不堪重负和社会组织生存难以维计的现象并存
我国现有的社会事业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方面,政府部门或通过对口的事业单位或居(村)委会,直属、直管、直办社会事业;另一方面,面对大量涌现的“社会人”和“体制外人员”及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与社会矛盾,社会管理出现“盲点”,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增加了社会风险;同时,降低了人民对政府的认同度,增加了政治风险。与此同时,相当数量的社会组织因无用武之地,而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据统计,2011年上海注销的社会组织达到184家,同时还有600多家“名存实亡”的社会组织,不能不说是宝贵的公共管理主体和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四、促进政社合作的几点思考
世界非营利组织研究学者莱斯特·萨拉蒙认为,第三部门成长的最有决定性因素是它所能锻造的同国家的关系,在得到政府足够的法律和财政支持的同时又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权[1]。伴随着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结构不断调整和重构,人们的利益诉求、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出现多样化、多元化、个性化,公共管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此,中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明确了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组织既是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同时是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最活跃的力量,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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