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有利因素和存在的障(3)

    1986年的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①行政体制改革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情势的变化，我国国家行政组织曾先后进行过多次改革，这些改革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调整机构和精简人员，以及后来的转变政府职能。应当说，这些变革在不同程度上都对完善我国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些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迄今为止，我们虽然提出了丰富的关于政府改革的政策阐释，却没有提出、抑或尚未形成用于指导改革实践的较为系统和理性的、较具有前瞻性的理论阐释。换言之，理论滞后于实践的问题正在日益成为制约我国政府改革的一个突出问题。与此相联系，经过1982年、1988年、1993年乃至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人们不难看到，我国政府平均4-5年就要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其频繁程度在当代世界各国中是少见的。即使是世人瞩目的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也因其只在于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矛盾而具有明显的过度性质。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政府还将进行具有相当规模的机构改革。尽管如此频繁地进行改革，我国各级政府机构和政府公务人员却一直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中徘徊，出现了诸如中央政府权威降低，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各级政府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维护国家法律、维护公共秩序与自控、自律的意愿和能力双双降低等多种不良行政现象。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经验教训呼唤用于指导改革实践的理论创新、观念更新和运作方法更新。西方当代政府管理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而我们更应该关注其成功经验背后的理论支撑和运作方式——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方式。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共同背景下，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创新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和运作方式，推动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向更有利于经济发展，更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方向发展，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捷径。

5、反腐败的艰巨任务呼唤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论

     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资本。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16422腐败亵渎了公民的信任，也侵蚀了社会资本，最终损害政府的合法性。2004年3月25日，著名的反腐败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发布了《2004年全球反腐败年度报告》，对世界各地区腐败形势进行了评估。在13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清廉指数CPI排在第66位。从中国在“透明国际”全球133个国家中的清廉指数仅排名66位的现实状况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我们反腐败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①反腐败不仅要治标，而且要治本。治本才是关键。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服务定位的思想对我国政府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服务定位的思想将导致特权的消失和特权意识的弱化，这对于消除我国目前的官本位思想是极为有利的。新公共管理的顾客至上理念，改变了原先行政体系的主体中心主义，这种主体的边缘化使腐败丧失了发生的根据。新公共管理由于把公众的满意度作为追求的目标和评价的标准，行政行为就必须反过来迎合公众的要求和意志，以公众的意志为中心，以公共利益为中心。在公共管理领域中，采取公开竞标、增加行政行为的透明度等措施，都会使不透明地行使公共权力的空间越来越小。公共权力的腐败，从运行方式上看，主要是由于有大量的“黑箱”操作和幕后交易的存在，因而经常性地腐蚀着公务人员，进而造成权力的腐败。增加透明度就是要把行政行为放在公众的监督之下，这就大大减少了权力异化和谋取私利的行为发生。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明确公共权力的运用是为了公民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可以说，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模式，是我国反腐败工作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