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下) ——评汪晖关于“中(3)
2013-10-29 01:33
导读：当理性个人－－必须理解为经过汪晖的深刻怀疑的”我们的”西方的个人理性－－思考如何落实自由的时候，至少在哈耶克看来，理性必须意识到自身的局
当理性个人－－必须理解为经过汪晖的深刻怀疑的”我们的”西方的个人理性－－思考如何落实自由的时候，至少在哈耶克看来，理性必须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这当然也就是我在第二小节开头提到的几十年来逐渐为主流经济学所接受的”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看法。”理性”对有限理性的认识，在最近的研究文献里被表述为贝叶斯主义的有限理性模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当理性面对高度不确定性时（而这正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为获得较好的效果，理性行为应当死板地遵从一些预先规定好了的抽象规则，尽管这样做在一些获利机会明显的场合会显得太”傻”（注［34］，［35］，［36］）。注意，我在这里谈论的有限理性是”自由意志”承认自己在经验世界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并且认为只有通过某种社会秩序才可能超越这种有限性。
在上述那些有时看上去很”傻”的规则中，最重要的一套规则是被晚年的哈耶克叫做”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规则。在我讨论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的一系列文章里（连载于《公共论丛》），我讨论了任一社会秩序能够成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两个必要条件：（1）合作秩序必须是由合作者们在自愿原则下”自发”形成的，（2）合作秩序必须具有”不断扩展性”。我愿意指出，在汪晖的论述中，我没有看到他对”自愿原则”在哈耶克的”真正个人主义”体系里的核心地位的认识。事实上，这是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在哲学上仍然有待澄清［59］。从哈耶克［60］所列举的几个例子看，他显然认为自愿原则是”自生自发”秩序的一个核心条件。这里出现的一个有时候显得很”傻”的规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强迫一个人去做任何事情，哪怕是对他有好处的事情。当然，我们可以怀疑”强迫”的界定问题。但是在任何特定社会里”强迫”与”自愿”都是大致上（实践上）可以区分的概念，例如使用武器的批判就不能被认为是使用批判的武器。当汪晖认为”市场”也是”有意识的创制”时，我实在不清楚他的意思是说”市场”是市场的参与者们通过一系列交易行为和社会博弈所形成的制度呢？还是说”市场”是被某个群体强加给其他人的？
在我看来［61］，只要我们还能够区分”自愿”与”强迫”这两个很不同的状态，我们就可以设想”市场”作为社会博弈的过程。而市场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古已有之的制度。对市场这一制度的政府限制，当然不仅见于中国而且见于西方社会。不过我们必须看到政府限制或私人垄断得以最终扼杀了”市场”发展的那个”度”在哪里。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就在收集数据和研究这个”度”。这些专业知识被积累在一门叫做”产业组织理论”的课题里面。正是这些专家们，在法庭上帮助判断哪些交易行为构成实际上的”垄断”，从而必须加以抑制。你可以说，而且也是正确地说，这是西方理性的一部分。用韦伯的语言，就是资本主义的”支撑系统”的一部分，它帮助加强了”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从而帮助将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扩展到了全球范围。如果我们听任垄断市场的力量集聚起来，我们就永远不会有市场秩序的扩展，于是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第二个必要条件就被破坏了。在市场条件下，垄断的定义就是控制产量（或以其他方式控制产量）。当我们说西方跨国公司有可能垄断中国市场时，我们不是指他们当中的一家大公司，而是指若干家大公司以垄断竞争的方式占领中国市场。垄断竞争是可能继续扩展市场制度的，而完全的垄断则不可能扩展。
当一个人或一群人或一个政府垄断了市场时，人类知识作为一个整体的运用就被置于某个单独”意志”之下了。这除了造成个人的”市场权力”以外，还导致另一件事，就是知识进步的速度会降低以致完全中止。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立意志，如果这独立的意志受到压迫，就会导致每一个处在特定局部的知识获取者没有动机去获取新的知识。而知识的局部性以及各个知识部分之间的互补性最终使得知识整体的积累过程停顿下来。这情形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真理”蜕变为从垄断者的特定立场所见到的真理。这便破坏了”真理是整体”这一认识论条件，导致哈耶克所说的”社会主义的谬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