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下) ——评汪晖关于“中(4)
2013-10-29 01:33
导读：理解了”市场”作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思想，就不难理解，事实上任何社会博弈过程都可以转化为”市场”过程，只要它们满足上述的两个必要条件。
理解了”市场”作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思想，就不难理解，事实上任何社会博弈过程都可以转化为”市场”过程，只要它们满足上述的两个必要条件。至于我们叫这些过程”市场”或是别的什么，对我所讨论的知识运用的”效率原则”而言是无关紧要的。
事实上，我非常尊重汪晖提出的命题：核心问题是建立真理与自由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也正是贯穿了我这篇文章的全部叙述的命题。让我简要地对这一小节的标题所问的问题做一回答：谁之自由？－－我所坚持的，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只能是”个人自由”；何种真理？－－我所信仰的，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只能是”对特定立场”的个人而言的真理。最后，逻各斯展开自身的过程也是对话的过程，真理作为整体，只能在对话过程中体现出来。
但是仅仅如此并不构成我所要论证的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几个基本根据，我还必须把这一真理与自由的关系放置在关于知识生产和知识利用的社会架构里，才成为汪晖所说的”内在关系”。尽管我在这里提出的，仅仅是理论上的框架，但在我看来，这一框架已经足够抽象以致可以运用到中国当下社会境况里来。
五泵娑浴比球资本主义”：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
把”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历史使命”来思考，这是汪晖在不少文章里提到过的。这一命题的根据在哪里呢？简单地说，我觉得汪晖相信：后冷战时代形成的”全球资本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或者，是核心特征。基于这一判断，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认为就是－－与马克思当年的分析相似－－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而这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轴心矛盾”在全球范围内必定表现为伴随着资本主义核心地区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而来的跨国公司大资本与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本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甚至，”中国当代政治腐败的动力之一，即是和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活动相关的”［62］。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在这一小节里，我希望对汪晖（通过上面引述过的那一系列论文）提出的三个关涉中国社会以及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当前困境的反思性问题作出我个人的回应。我的回应是以问题的方式提出的：（1）是”发展”还是”发展主义”？（2）是”世界公民”视角下的普遍历史观还是”民族主义”？（3）是新的个性的发现还是”为了忘却的奴役”？这三组问题的第一个是经济领域的问题，第二个是政治领域的问题，而第三个则是心灵与道德领域的问题。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在经济上可以认为只有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发展”问题。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落后就要挨打”，这在人类世界似乎永远要作为”普遍法则”而运行。因此中国人（通过某种方式的社会博弈）才体现出了”发展经济”的普遍欲求。这种普遍的欲求当然很容易（经由政治运作）转变为”发展主义”。任何东西被当成”主义”来追求，就意味着被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意识形态”来鼓吹。
尽管我不能同意”发展主义”，但发展与发展主义之间却有某种内在联系。”发展”的基本逻辑是扩张市场的广度，这样分工与专业化就得到发展，而专业化导致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不断下降。这就是亚当·斯密提出的基本原理：国民财富的源泉在于分工与专业化，而分工与专业化的程度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为了扩展市场，人与人之间必须建立某种”信任”关系，这些关系必须能够支撑不断扩张的市场交易。当任意两个（或多个）主体试图建立双方的交换关系时，他们首先加以仔细估计的，是这一交换关系靠了什么力量才可以得到实现。新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只有三类力量可以借助来实现这一交换关系：（1）参与交易的双方（或多方）的道德自律，也叫做契约的”第一方监督”执行；（2）参与交易的双方（或多方）具有均等的威胁力，即当任何一方不合作时，由此引起的对方的不合作可以造成对等的损失，这也叫做契约的”第二方监督”执行（即互为监督执行）；（3）参与交易的各方需求独立于交易关系的外部力量，也叫做契约的”第三方监督”执行（例如法院或黑帮的监督）。不难看出，所有这三种监督方式的扩展（或许”第二方监督”仅仅局限于经济活动本身），在实质上都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它们的扩展会引发例如价值观念和政治法律体系的变动。一直以来，我把与市场关系的扩展相对应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叫做”市场社会”。当市场社会随着市场关系的扩张而扩张时，显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结构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这一改变可能导致”发展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