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变迁的财政视角论文(2)
2014-06-23 01:10
导读：从数据来看，1949年全国财政收入303亿斤粮，支出567亿斤粮，赤字占支出的46.9%。为了弥补赤字，政府公共政策操作的第一步就是发行货币。1949年7月人民币
从数据来看，1949年全国财政收入303亿斤粮，支出567亿斤粮，赤字占支出的46.9%。为了弥补赤字，政府公共政策操作的第一步就是发行货币。1949年7月人民币发行总额为2800亿元，9月为8100亿元，10月底为11000亿元，11月达到16000亿元，结果自然是通货膨胀。但是由于财政的收支是以实物计价的，政府并没有获得相应的铸币税。相反，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的四次物价大幅波动，越发增大了经济运行的不平稳性。1949年12月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也并没有真正缓解财政危机。而且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财政危机进一步加剧。
缓解财政危机的下一步政策是政府对经济的垄断。1950年，政府实行国家控制，并开始对重要工农业物资和外贸进行垄断，如部分有色金属矿砂，大豆和43%的土产。政府垄断粮、棉贸易的机构也开始。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4年实行棉花统购统销。但这并没有真正解决财政危机，或者说一种隐性的财政危机需要新的政策操作。这种隐性的财政压力来自于一种对新政权优越性的证明，也就是证明新政府经济增长优于旧政府。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原有的以劳动投入为主要因素的增长模式难以做到这一点。转化增长方式是证明这种优越性的一种可能的选择。二战后，工业国强大的经济实力给中国增大了引进成功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可能，而新政府在战时实行的集中性的军事化经济管理由于路径依赖的关系便成为建国初期顺理成章的政府规制。
产权变革是满足上述经济快速增长的可行选择。这包括接受旧政府的资产、没收外国在华的资产、逐步没收和改造非国有工商业的资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垄断。
新政府接收旧政府的资产显然是合理的，因为新政府接收了旧政府的债务。而没收外国的资产则为对外开放设置了障碍，也减少了借助外部资金解决财政危机的渠道。结果是外部的资金注入依赖于个别的国家，国外资本俘获本国政府的可能性极大。一旦两国之间合约的改变导致外国资本撤走，那么，本国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将会增大。政府发放了巨额的货币，引发物价上涨，微观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更多的被指责为投机，扰乱经济秩序。其付出的代价显然就是私人竞争的市场运行状态逐步被政府垄断所代替。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另一方面，195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向苏联借债，并且接受苏联传统产业的转移。通过《关于苏维埃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确定了156个建设项目。一五计划确定了“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②。结果是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形成，这首先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中国开始了重工业化的进程③，经济增长的结果是财政危机得到了缓解。
但是这一短期政策操作的累积效应和外部效应又使得财政危机出现。由于引入了外资并且效果良好，资本的回报对于财政压力的缓解作用足以让政府改变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且产生了依赖。这种改变意味着政府将会试图通过一种方式将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在一个以低级的劳动力为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经济体内，除了强制之外，劳动者的剩余是不可能以自由签约的形式转化为资本的剩余的。在外部资本的进入不能保证稳定的资金流的背景下，通过内部的强制将劳动者的剩余转移便成为维持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最佳方式。在一个代理人内部控制相对严重的体制下，委托人只能被动地接受合约的改变。在公共政策的演化中，政府在与城市都采取了性质大体相同的方式。
在农村，这种方式的具体表现为：政府采取初级社、高级社等组织方式，将农民的剩余通过剪刀差、粮食统购统销等转化为政府对重工业投资的投入。而在城市，政府通过公私合营等将私人工商业的产权转化为公有的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