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变迁的财政视角论文(3)
2014-06-23 01:10
导读：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持续增长，财政压力得以缓解。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个例证就是中国本来计划在第一期公债到期后再发行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持续增长，财政压力得以缓解。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个例证就是中国本来计划在第一期公债到期后再发行第二期，但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好转，第二期公债便没有发行。1952-1957年，中国年均工业增长率高达18%，GDP增长率高达8.9%,投资率在17.8%和22.6%之间。
解决财政危机的成功极大地增强了领导者的权威，于是引发权威偏好的改变。这种改变一方面表现为政府追求一种经济增长的加速度，另一方面表现为权威独立性的增强。在引入外资促进经济增长以缓解财政危机的过程中，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的合约是不公平的，权威的自主决策权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当财政危机开始缓解之时，权威开始力图减轻外部政府的竞争压力。这种努力的直接结果便是外部资金对内部经济增长支持的减弱。1958年中苏全面断交，苏联单方面中断合约，撤走技术人员并催要外债。开放的经济重又进入闭关锁国阶段。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增长现在只能依赖于不同产业的资金转移。理论上讲，面对外部资金输入的减少，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减少投资规模，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是经济增长模式与领导者的偏好决定了这种主动降低增长速度的选择是不现实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人民公社的形成便是一个必然的逻辑。在新政权成立之时，政府对农民的承诺是土地个人所有，并以此取得了大集团的支持。但是，这一合约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逐步改变。通过人民公社，农民的生产与生活纳入一个军事化管理的、阶层严密的生产车间，市场被彻底取消。结果是整个社会分为两个集团，城市工人与农村农民。前者是小集团，是领导者，后者是大集团是被领导者。两者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完全隔离，大集团是剩余的净输出者，小集团是剩余的净输入者，贫富分化的机制开始形成。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因此，1958年后，“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的政策操作引发经济崩溃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政府财政危机达到高峰。
至此，在权威的暂时让步下，
放松管制，特别是归还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便成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主要内容。计划的放松和市场的扩大，使得经济有所恢复。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政策观点的分歧增大了内部的交易费用，社会福利损失惨重。加之，二元经济体制下极不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使得整个社会收入分化程度加剧。其中限制劳动力的流动，特别是对知识的破坏，直接堵塞了经济增长的源泉。持续十多年的“文革”的结果是制度陷入僵滞状态。1976年，财政危机卷土再来。
穷则思变，制度变迁的理由出现了。
二、1978-2001公共政策的演化
一、甩包袱的改革
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的财政危机表现为增长停滞，特别是经济几近崩溃。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为了生存，开始在体制内寻求制度的演变。公共权利非正规地转移到私人手中，结果是福利得以提升。这种做法在1960年代初也开始出现过，但是被遏止。1970年代末之所以被认同，关键在于权威的偏好发生了改变。旧权威的退出，保证了新权威的力的持续性。权威的连续性可以保证公共政策的时间一致性，但是权威的偏好对制度建设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强调放权的偏好与强调集权的偏好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制度建设的长期效应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也差距甚远。
1978年以后，政府选择的是一种风险偏好型的策略，即放弃了对农民的生活和失业保障的承诺，相应地也将土地的使用权出租给农民。并在以后采取延长租用期限和允许流转使用的实现了土地产权的转移。这种做法也是新权威在1960年代财政危机出现之后使用过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的效应使得政府“甩包袱”驾轻就熟。甩包袱和当初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都是风险偏好型的短期政策操作，二者都是代理人主动中断了委托人的代理。不同点之一，大包大揽许诺了合约改变后福利的提升，甩包袱只是确认了政府可以从土地上获得的基本的租金，将福利的提高寄托于农户自我的激励。不同点之二，大包大揽对合约的改变遭受到大部分农户的反对，而甩包袱是大部分农户心向往之并且有了安徽小岗村成功案例的例证。权威的作用就在于接受这种事实，诱致性变迁得到政府的确认，并且以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的方式在全国铺开。甩包袱的最初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解决农村经济崩溃带来的迫在眉睫的财政压力，政府并没有对此举可能造成社会福利的提高寄予多大的希望。但是，短期操作的外部效应非常明显。完全恶化的资源配置在激励约束机制理顺后，帕累托改进非常显著，农村经济恢复并得出人意料的好。它的意义首先是稳定了财政形势，为政府下一步改革提供了物质的支持。其次，这验证了放权优于集权的政策操作，政府在其他领域的放权便可以拷贝这一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