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浙企业家成长环境之异同(3)
2015-11-18 01:21
导读：苏南近代民族资本家既受外国资本倾轧，又受官僚资本欺压。历史上的苏南基本都有一种自知之明，他们埋头做事，低调做人，“远官僚，亲商人”，因此
苏南近代民族资本家既受外国资本倾轧，又受官僚资本欺压。历史上的苏南基本都有一种自知之明，他们埋头做事，低调做人，“远官僚，亲商人”，因此才避免了因政治风云变幻而大起大落。但是，这一情况在苏南乡镇企业出现之后又有了微妙的变化。在苏南，由于***和公社时代单一的政府强势整合，社会结构大大简单化，人们的经济行为意识形态化，乡镇企业内部干群之间二元分化。苏南乡镇企业家（干部、准官员）曾十分善于树典型，跟形势、喊口号，好大喜功。这甚至已经成了苏南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不过，在经过改制之后，政企关系有了新的调整和定位，此种情况或许将会有所扭转。
温台人的经商意识是渗透到骨子里面的。菜市场上卖菜的年轻人，他们从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谋生活费的小贩，他以为他是在经商，是在做经理，甚至有名片、有手机。他们永远是自己的主人。而苏南的普通百姓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柔顺到近乎奴性的意识。很多人以为，“工作”是领导施舍的“饭碗”，自己能当企业家是由于某官员的青睐和提拔。不论机关还是企业，“领工资”（法定劳动收进）从来只叫“发工资”（可随意赏罚的赐予），而事实上正是这样。～些人走上企业领导岗位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已不再是“群众”，而成了“干部”、“公众人”。
第四，农村产业化的历史出发点不一样。苏南农村产业比温台早出现近10年，产生于计划经济年代，带有那个时期的特征，与旧体制有紧密的关联度。当苏南企业家们费劲地把旧体制撕开一个大口子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不适应新的市场规则。温台企业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多数游离在旧体制之外，“民营性”强，旧体制的包袱轻，也更符合古典市场经济发育的内在规律。市场化程度越高，温台企业家们越是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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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企业家与温台企业家政治待遇曾十分悬殊。乐清柳市镇电器“八大王”在不正常的政治天气下都有一段“在逃犯”经历，而苏南企业家基本上都能得到体制内的保护，并且只要产值达到几千万或上亿元，就可农转非，可到不同级别的党政部分兼职、挂名。苏南企业家政治资源多，风险小。有些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将小车开到北京部长们的家里，“跑部钱进”，驾轻就熟。在整个80年代，苏南各县的领导反复号召农村基层干部“备些好烟好酒，亲身上门，把重要关系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县官们此计一出，指令、指标、“三材”挑唆单等市场禁锢和计划配额纷纷被拿下。“贿金”、“关系”在苏南乡镇企业发展之初功莫大焉。但也由于找惯了“市长”，找“市场”的本领和意识就比温台企业家要弱一点。温台企业家有着极强的配置和组合资源的本领，几乎带有狂想色彩。1991年王均瑶胆大包“天”，成立包机公司，之后又迅速打进乳品行业；1992年陈金义一口气在上海收购六家国营商店，之后又进军三峡，盘活几家涪陵的国有企业；徐文荣在小山村建世界磁都，建影视城，建大学，硬是闻出了“横店”的金字招牌。这些人找没找过政府官员？肯定也找过，也不排除“贿金”和“关系”，但他们主要靠自身的企业家才能来实现上述业绩的。
在融资方式上，温台企业家善用民间资金市场，也产生了一批民间金融家，苏南则由社区政府出面搞贷款或搞拆借、集资。另外，由于产生时间上的先后，苏南企业规模较大，基础好，相应的其企业家年纪目前也普遍偏大。改制，尤其经营者持大股，是第一代与第二代大换班的契机。顺便指出，有人以为苏南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的家族化现象要比温台弱，实在这是一个错觉，苏南搞得好的农村企业都是带有家族式冷伙式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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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台企业内部对人才的待遇、激励早已超出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他们对人才价值的熟悉要深刻的多，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有明显的以人为本的取向。温台的奔腾、星星、天正、康奈、正泰、德力西等至公司开始鉴戒西方所谓“工人资本主义”的一些经验，重视员工劳动价值，尊重职工发展权，实行“四高一代”，即高工资福利，高员工素质，高工作质量，高企业效益，优秀职工优先进股。在苏南，由于渗透至深的城乡分野和干群鸿沟，企业转制后又忽然出现了劳资矛盾，普通职工对自己在企业的位置设有信心，对企业走向漠不关心。苏南企业家惯于使用强大的行政背景来支配职工，因此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过程中，苏南企业家们的企业文化、人才观念等意识要比温台滞后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