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浙企业家成长环境之异同(4)
2015-11-18 01:21
导读：第五，两地在企业家天生的体制环境和体制传统上也存在很多差异。曾经显赫一时的苏南模式，其内核实在是已被现代市场经济所抛弃了的“社区政府公司
第五，两地在企业家天生的体制环境和体制传统上也存在很多差异。曾经显赫一时的苏南模式，其内核实在是已被现代市场经济所抛弃了的“社区政府公司主义”。苏南模式的本质特征正如万解秋所概括的四个字：政府推动。社区政府是企业最初的发动者，资金提供者，外部交易保护者，还是企业内部分配的主宰者。
在苏南，80年代承包制的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短暂分离，催生了一批能力突出的“准企业家”（因带有指定性质，承包人产生过程不明确，所以只能称作准企业家）。但当地规定企业领导人公然收进最多是普通职工的三倍等政策，企业家行为大受掣肘。集体产权和均匀分配分散了企业家的风险，但却削弱了企业家的创新冲动。在苏南，企业家干部化，他们得到了体制内的保护，真正到了基层党政领导岗位之后，也由于懂
经济工作，能牢牢捉住经济工作中心。但题目却在于，他们渐渐变成了政府（任命）的企业家，而不是企业的企业家，惯于依靠行政气力。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上调”后，领导就变成了代替，不是找猫抓老鼠，而是“领导”亲身抓老鼠。政府公司化，乡村干部农场主化，与民争利，其结果导致富富民穷。有些人即使到了纯粹党政工作岗位上也不愿意放弃企业剩余索取权，从而使企业内部治理的自主权受到侵害，也给公务员队伍建设带来极大难度。一个最通常的说辞是“我所管的镇里，私营企业和转制企业领导都发财了，我作为镇领导总不能连他们也不如吧？”这种逻辑固然与吴文化中“当它就是发财”的民间意识形态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上述政企之间买通式的级别结构有关。苏南至今仍然存在着一种十分危险的“宫商一体”现象。在苏南，即使一些较纯粹的企业家，也不同程度存在“人格***症”，一方面要尽力往应付频繁而随意的政府行为，一方面又对那些与企业效益最大化无关的形式主义恨得牙痒痒。苏南一些企业家深受“政绩经济”和“政府行为”之害。有些企业家则干脆进行“适应性体制复制”，变成了毫无想象力的平庸政客，琐屑较量于攀比待遇、捞取好处，对企业吃拿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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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台，大多数资产所有者也是经营者，这种企业制度之下，企业家风险过大，抑制了企业家的快速长大，但企业家天生的门槛低，后备人才多，且由于拥有完全的剩余索取权，风险与激励紧密相连，经营中的灵活度更高。
温台企业社区性没有苏南强，很多企业长大后搬迁异地，生产厂遍布全国，导致本地经济空心化、食利化。而这一情况在苏南是不存在的。苏南的情况正是本土情结太重，惧外，排外，企业利益服从社区利益。企业家们普遍都有社区建设的任务和压力。
秦晖先生曾对中国农村产业的起源地概括出两个特征：“市场半径所及，政府控制弱区”，这一概括也适应于农村企业家的产生条件。显然苏南的上风在前一句话，而后一句话正是温台上风所在。据说，90年代以前，浙江省的领导很少到温台往，其中一位省长在位五年，一次也没往过温州。80年代浙江乡村产业开始引起人们注目，务实变通的温台人发明了只有自己才心知肚明的“股份合作制”概念，瞒天过海也罢，偷天换日也罢，反正“制度租”已使他们摆脱了意识形态之争。温台企业家曾经害怕政治，反感政治。这种情况在近些年，尤其“十五大”之后已有明显改变，一些温台企业家表现出高涨的政治热情。这种热情有的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为争夺更多资源，有的则是由于民间经济发展之后导致了新的基层***政治模式。企业家们不仅有行业自律之要求，亦有较强的***自治能力和需求，他们不仅有较强的纳税意识，也有强烈的行使纳税人权力的需求。他们渴求公正的权力，渴求透明的政治运行。
第六，正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底蕴和体制环境，苏南企业家与温台企业家有坐商与行商之别。温州模式在温州以外。300多万温台人遍布国内外的角角落落，欧陆各国城市几乎都能见到从事皮具、时装、百货、土产、托运、餐饮的温台人。在温台人看来，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买方市场”的说辞，那只是经济学家们在给官方企业家上小儿科式的市场启蒙课。本地没有市场他们会找到外地往，国内没有市场他们会找到外国往。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十分庞杂，可以说“什么都敢干，什么都能干”，没有固定行业，没有固定地方，因此民间素有“浙商不倒”和“中国犹太人”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