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研究方法

    在古代重心南移的中，许多学者各抒己见，互相切磋，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但是，毋庸讳言，分歧还是有的，而且还会产生新的分歧。

    我想，除占有资料不同从而形成不同观点的情况以外，召院上的差异恐怕也是导致结论上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想利用本书出版的机会，讨论一下本专题的研究方法问题。

    首先是判断标准问题。所谓经济重心的转移问题，实质上就是经济不平衡性的动态变化问题。例如从战国开始，关中地区、河北、蜀，都曾被誉为“天府之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先是不再有河北是“天府之国”的说法，唐以后关中也不再有“天府之国”的说法，只剩下四川(主要指川西平原)仍称“天府之国”。又如河北，一直到三国时期仍然为甲兵强盛、经济富庶地区，但曹魏以后其经济地位显然江河日下，安史乱后更因藩镇割据、契丹崛起和南侵而备受。再如淮南地区，本为开发中的经济区，至唐代进入发达地区行列，与江南(主要指江南东道)并称“江淮”。但是，北宋末、南宋时期，宋金对峙，淮南由经济腹地变为前线，经济的发展自必受到严重影响，处于长时期停滞和衰落中。

    中国古代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动态变化在唐宋时期的反映就是经济重心南移这个大趋势，这就是判断问题的前提。

    接着是判断的标准。在本章第一节《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中，我们提出两个判断标准或者依据，这就是：一、区别经济开发与经济重心的标准。“所谓经济开发地区，顾名思义，原来的经济不发达，尚未开发或尚未全面开发，具有经济发展前途即经济潜力，但尚未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不足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而经济中心地区，按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在全国是最先进的。表现为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他地区，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可比的工农业产值最高，商品经济繁荣并达到一定程度，反映在财政收入方面，该地区也是财政收入的倚重地区，即主要财源所在”。二、经济重心转移过程完成的标准。“我们认为，第一，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他地区，具体表现为：人口众多，劳力充足，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商品经济发达。第二，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与稳定性，不只是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居优势地位，而是有持续优势的趋势，就是说其优势为后世所继承。第三，新的经济中心取代了旧的经济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经济上倚重新的经济中心，并在上有所反映”。

    以上两个标准提出以后，曾有学者对“经济重心转移过程完成的标准”提出质疑，认为“标准”的第一点未量化，仍然只能给人一个模糊的概念；“标准”的第三点把经济中心的转移与政治中心的变化联系起来，势必将经济重心南移的时间推迟，因为政治中心的变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问题，经济重心南移属于经济基础范畴的问题，二者不会同步地发生变化[1]。

    学的任务是揭示历史发展基本趋势呢，还是尽量做到穷极细微末节的“具体化”呢?我认为应该坚持揭示历史发展基本趋势的研究原则，而避免做条件不够的“具体化”研究。关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早已被学者们提出了，问题是南移过程在什么时候基本完成?如何确定南移过程的完成?以及南移与政治中心变化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是围绕揭示历史发展基本趋势这个大目标提出的。至于“具体化”与量化问题，它是为历史研究的大目标服务的。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谈到第二代历史学家相信“人类历史中全部最细微事实的集合终将说话”的观点时指出，“问题在于得失是否相当，因为这些成果的取得往往经过了数量极大而且难以综合处理的资料积累”[2]。就是说，历史需要准确的事实作为根据，但又不是走穷究细微末节的路子，以免失去大目标，疏于。再则，量化计算需要精确的统计资料作基础，经过计算机处理方可获得数据，这一点不易做到。

    所以，关于判断标准的讨论涉及到的一般，即的重点放在古代重心南移趋势这个大目标呢，还是舍此而去具体的量化数据。

    其次是比较方法问题。既然经济重心转移问题实质上就是经济不平衡性的动态变化问题，那么，地区经济发展趋势的比较就变得重要了。陈衍德同志和我在《试论唐宋四川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即进行过这种比较分析尝试。我们选择了局部和全局的比较方法，而不是选择局部与局部或全局与全局的比较方法。所谓局部与全局的比较方法是指把四川地区经济的变化和全国经济变动大趋势作比较，初步研究结果是：“当全国出现大的动乱时，四川经济地位便相对上升，而全国普遍安定时期，四川经济地位便呈相对下降的趋势。”例如，安史乱起，中原动荡，全国(主要指黄河流域)的经济形势恶化，四川以其“内外险固”的地理条件和“土富人繁”的经济条件，得以成为全国性动乱中的一片绿洲。唐末五代，中原江淮遍地狼烟，而四川相对安宁富足，其经济地位不言而喻。而北宋初中叶，全国经济形势比较稳定，中原与江南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下，四川则仅为尔尔而已[3]。

    本书所作的另一种比较是全局对全局的比较。也就是把南北方的经济发展大趋势以及反映总体经济实力的表现加以比较，论证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已经移到江南地区。这种比较的结论并不说明北方某个局部地区一定比不上江南的某个局部地区，事实上江南不少山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尚处于我们所说的经济开发阶段而未达到当时公认的“富庶”地区。所以在讨论本书主题时，不可以从局部地区的比较上否认江南的总体经济优势。

    当然局部与局部的比较在把握大趋势下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南方如江东、两浙、江西、荆湖南路各有不同的发展优势与发展水平。本书在分析时往往把岭南如广东、广西、福建也包括进去，即经济重心南移所及为长江以南和岭南地区。

    在局部与局部的比较研究中，“典型”的选择十分重要。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先生的名著《宋代江南经济史的研究》就是选择典型区域进行研究并取得成就的典型。李伯重同志评价该书时指出：“一个局部倘若较为集中地体现出整体的特征，通常就被视为典型的。”“本书(指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尽管以在宋代乃至宋代以后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江南为研究地区，但作者之所以选之作为研究单位，如他自己所说，并非因为他认为江南是一个‘典型’，相反，他认为只有先考虑到中国各地的差异，才能够理解中国的情况。”[4]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典型”并非孤独的，“典型”是在整体差异的比较中才显其“典型”。我认为江南经济尤其江东、两浙地区经济的发展确有典型性，但这一典型性是在与其他地区的比较中得出的，是整体(许多地区的组合)差异比较的结果。

    由此可见，局部与局部比较是一种通常的研究方法，但把握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从这一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到局部(地区、行业)的典型性，并由此揭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则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深厚的研究基础和的分析方法。

    复次是质与量、积极与消极、外因与内因、传统与创造等等方面的辩证关系问题。历史分析必须重视运用辩证法，才能恰当地估量历史的变化，但又不被历史机会主义所诱惑，以运用辩证法为幌子玩弄历史，指鹿为马。

    在估量南北方经济形势时，必然涉及它们的经济质量问题。我以为经济发展质的问题主要指的是技术进步，即新增加的生产率所包含的技术，也就是技术含量。所谓技术含量除了有形的技术改革以外，还表现为技术知识的积累。所以本书的第二章集中论述了技术进步和农业、航运业、机械制造业的关系。之所以重视技术进步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就是为了较深入地探讨经济发展的质的评价问题，例如江南水稻生产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种植面积扩大和亩产量的提高上，而且体现在早熟水稻品种培育、稻麦和稻稻复种制以及水稻生产对环境质量的有利诸方面，这些方面的技术进步比之亩产量的提高意义更加深远。因此，对经济发展质的变化(包括技术含量)的讨论将有利于改变历史研究中重量不重质的简单化缺陷，促进运用历史辩证法。

    本章关于《古代重心南移的负面》的论述中则提出积极与消极的辩证关系，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过程的消极影响，力图做到辩证地评价这一进程。

    历史的内因与外因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从外因人

手历史进程往往又是人所不免的。人们往往把南方经济发展和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和南方优越的条件联系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思路，这种诱惑极易把南方经济发展归结为北方人口南迁(包括由他们带来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知识)和自然条件因素，而忽视南方经济发展的内因诸如因地制宜的发展生产措施、生产各部门互为市场关系的形成、生产的商品化倾向以及江南人士对生产经验的等等。外因和内因本来是互为动因的，只是我们的片面性才将其分离，所以历史学者的任务是努力恢复外因和内因的互为动因的原貌，揭示辩证法的神奇威力。

    传统和创造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昨天的创造就是今天的传统，今天的创造就是明天的传统。南方经济发展的这种继承性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两浙的治水治田，从唐至宋，逐步走向化、科学化，郏氏父子、单锷的水利经验总结，充分体现了传统与创造的辩证关系。

关于本书的研究问题，就谈以上三点，仅供读者。人的认识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所以只有相对真理而无绝对真理。研究方法是人们研究某一事物(或现象)的认识的总结，也只能是相对地正确，不能苛求。

[1]宁志新《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问题浅论》，《河北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

[2]《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3]《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西南师范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175页。

[4]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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