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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应对人类经济史上大大小小数百起金融危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必须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信贷,刺激需求;而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的货币主义者认为,市场总是很理性,政府的干预只能让情况变得更坏,应该让萧条自行结清自己。用弗里德曼的话说,让市场冷静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去碰壁,而不是人为的降温。正是这种迥异的理念决定了对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历史地位完全不同的两种评价:凯恩斯主义认为,罗斯福新政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和干预措施防止了恐慌的进一步蔓延,并通过恢复有效需求帮助美国走出萧条;而货币主义者则认为,正是因为政府的不当干预和救助,扰乱了市场自身调整的周期,反而延缓了痛苦结束的时间,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美国才依靠战争带来的繁荣摆脱了危机,因此是战争而不是罗斯福新政让美国走出萧条。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30年代的大萧条会很快结束,还是只能等待战争来挽救。毕竟金融危机相对于正常的经济周期而言,人类对其规律的把握和认识还很肤浅,每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于我们都是一个崭新的挑战,遑论有绝对精准的药方防治这个经济体的癌症。正因为如此,美国一个国会议员才深深地感慨:“我深知我的国家,她能平静地支持任何事情,但金融危机除外。”
中国一些专家,对于凯恩斯主义也有赞成和埋葬两个态度。比如,张维迎等人认为在1929年大萧条发生以后,凯恩斯提出要刺激内需,加大政府投资,要进行减税。我们目前都是这样做的。奥地利学派以米塞斯为主,认为政府最好什么都不要做。他认为让一个人头脑冷静下来,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去碰壁。碰壁以后,他自然会清醒。如果你把他拉住,他仍然会去碰,反而延长痛苦的周期。奥地利学派认为政府不应该去干预,慢慢的让世界本身来解决。事实上,一些历史依据证明是正确的,但凯恩斯本身提出减税、扩大内需,这种政策还是起到了一定历史作用。张维迎认为我们什么都不要干,让市场自己来调整,同时在收入分配上做一些调整就可以了,政府不要去做别的。比如说不要投4万亿,4万亿是有历史教训的。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根据统计,基本上是每增加一公路的高速路,会倒下一个官员。他认为这只能造成腐败,而且会对经济结构本身造成更大的破坏。
美国是凯恩斯主义,我们应该是什么主义?我认为对比本身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两国的情况不一样,得的病也不一样。人家突然得了癌症,我们可能经常得病,而且这个病就是一个常见病,一直没有治好的老病。从中国目前的病症而言,除了大家公认的外向型的、资源耗竭型的几个症状之外,还需要特别强调两个:
第一、国强民不富,这是朝野比较一致的认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表象是结构的失衡和产能过剩,但从深层分析,造成经济被投资、房地产和出口三驾马车“绑架”的根源恐怕是财富过度集中于国家和垄断企业之手而导致的居民购买力的严重不足。到2008年底,中国GDP已经迈上了30万亿大关,人均GDP也即将跨入3000美元,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表明,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这意味着,在经济总体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在收入分配上却使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绝大多数的居民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改革带来的“丰裕社会”的成果。因此,中国的产能过剩和内需不振绝对是一个伪问题,根本原因不在于生产和消费本身,而在资源的垄断和财富分配的不公。不正视这个现实,不彻底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不解决“还富与民”的大问题,部抓住“国富而民不强”这个问题的本质和核心,而试图通过什么“消费券”等头疼医头的手段无异于隔鞋瘙痒,至于喊出“消费就是爱国”,“买房就是爱国”等荒谬则更是说明了我们一些经济学家的智残和堕落。
第二、经济结构失衡。中国经济外被美国国债绑架,内被房地产挟持,拉动GDP增长的三架马车,该快的快不起来,该慢的慢不下来。内需在GDP增长中的比例下降的很明显。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努力的解决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解决。我们讲国强民不富,从比例上基本可以看出来,政府、居民、企业在分配格局里面体现什么样的格局?每年9.8%的增长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图表)这是居民储蓄率具体的变化,比日本泡沫经济最严重的时候,或者说日本储蓄率最高的时候要严重很多。另外,房地产的畸形发展不仅透支了中国居民的购买力,造成了对内需的挤压,更造成了中国经济本身完全被房地产控制的局面。目前影响中国经济下滑的因素,就是房地产的萧条。所以到2008年10月22号中央政府开始救楼市,当然政府说救楼市的原因不是救开发商,而是救中国经济。2007年房地产本身在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1%。中国的所有产业贡献是13%,房地产一个产业贡献是1%,这个比例是严重失衡的。大家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的经济,绑架还比较轻微,如果它的贡献比例达到1%,还没有考虑到它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如果上下游产业都联系起来看,远远超过了1%。
就此而论,谢国忠、张维迎等人提出的分股票、分外汇储备等办法,不去论其可行性,但起码抓住了中国国强民不富这个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