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溢

摘要

鉴于众多关于国际直接投资(FDI)技术滋出效应的实证检验结果差异巨大，笔者认为FDI技术溢出效应是有条件的，并且随经济发展而变化。因此，本文在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框架下，先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FDI技术溢出效应机制，并从各个发展阶段具体地研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特征及其对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作用。笔者认为，以要素察赋为划分标志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FDI的属性和本国的吸收能力;在不同模式的FDI与东道国吸收能力相互作用下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技术溢出及其对本土技术、经济发展的作用效应;推测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一般变化规律;并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中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作实证检验，在某种程度上证明本文的论点。本文主张发展中东道国(地区)必须在了解本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顺应FDI技术溢出的一般规律来制订发展战略和外资政策，以避免陷入对外依附的经济发展陷阱。

关键词：经济发展阶段；国际直接投资； FDl；技术溢出效应

1绪论

1.1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后期，全球化浪潮爆发以来，国际直接投资  (ForeignDireet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作用早已为各国所认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1992年度世界投资报告》更以“   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asEnginesofGrowth”为题，明确地把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比作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各国从欢迎FDI流入，到为争夺FDI而采取各种竞争性策略的外资战略转变中可见，FDI已经成为全球化浪潮的香悖悖。然而，历史证明并非所有抢到这块“香悖悖”的国家都能吃得饱、吃得好。

有学者对中国、印度、巴西这三个发展中国家的FDI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作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果是:虽然中国是三者中吸引FDI总量最多的国家，巴西次之，印度最少(仅占中国的1/13.8，巴西的1/3.4)，但是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大相径庭一一中国与印度情况接近，以中国稍强，巴西的关联度则远远低于中、印两国。而如果考虑FDI与人力资本的相互作用(FDI与人力资本代理变量的乘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印度最强，中国稍低于印度，巴西最弱(谢兴龙，2005)。因此FDI的经济增长效应是相对的，并非FDI越多，其经济增长效应就越大，各国间存在不完全以FDI流入量为依据的增长效应差异。

之所以会有以上的效果差异，是因为FDI对经济的推动效应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改善国际收支、扩张贸易、增加就业和税收等短期增长效应，称之为FDI的短期增长效应，能较快改善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格局，利于东道国经济稳定发展;第二层次则体现为技术积累、配置资源和积累资本的能力，创新和市场进入能力，称为长期增长效应，是构成一国经济转型能力的基础条件之一(杨先明，2000)。相对于东道国来说，FDI本身是外生的。第一层次的效应是随FDI这一外生载体进入而产生的外生性效应，因此它受制于FDI流量和性质的影响，其属性是外生的、依赖性的，效果是短期的。而第二层次的效应虽源于外生载体FDI，但作用于东道国本身的增长能力，促进其增长要素的积累，使FDI的推动效应从外生转化为内生，因此是长期的、非依赖性的，相应地称为长期增长效应。第一层次的效应主要受变量FDI的影响，并且在东道国的经济中较容易体现;但第二层次的效应不仅与变量FDI关联，还与东道国的各种变量密切相关，其影响条件多，不易获得。FDI和东道国的不同性质决定了两种效应的作用程度，因此FDI的对经济推动的总效应也就相对于不同的东道国各有差异。

进一步而言，东道国，尤其是处于发展状态的东道国，如何能在FDI短期增长效应的充分发挥，即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更好地获得FDI的长期增长效应，是发展中国家获得质的飞跃的关键，也是难题。命题由此产生。而关于FDI“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研究，前人已作了大量理论探索和分析，也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成功。以下，笔者将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作研究综述。

 1.2关于FDI增长效应理论与FDI技术溢出效应理论

FDI技术溢出效应理论是FDI增长效应理论的一部分。在对FDI技术溢出效益理论作综述前，先对FDI增长效应理论作简单的介绍。FDI增长效应理论以FDI的受体，即投资接受国或称东道国为研究对象，主要探索FDI对东道国，尤其是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把“增长发动机”这一概念与FDI联系起来，正是80年代后在这方面研究的标志性论点。而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则是这方面研究的核心和关键内容。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给FDI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依据。FDI不再被简单地看作资本流动的载体。实际上它具有丰富的内涵，除了厂房、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的投入，还包括了生产技术、管理方法、人力资本、市场开拓、研究开发等无形资产的共同投入。此外，企业文化、团队精神、产品品牌、厂商商誉等浓厚、独特的营商文化也构成了FDI重要性质。一般把FDI的这一综合性称为一揽子性质(package)。这一突破性观点使FDI增长效应理论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意义在于:1、把FDI看作是经营资源的综合体更符合跨国公司理论。海默(1976)垄断优势理论中的“优良知识”(superi。 rknowledge)，邓宁(1981)折衷理论中的所有权优势 (ownershipadvantage)，都与FDI的一揽子性质相对应。2、一揽子性质是FDI与国际间接投资(FPI)的本质区别。按照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内生技术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论点，FDI相对FPI而言，其一揽子性质会给东道国带来更直接，更广泛，更长远的影响，而且其综合性投入所形成的沉淀成本也使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投资行为更为稳定。因此FDI对发展中东道国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3、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强调，长期内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论点，也为东道国通过制订吸引FDI的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基于FDI的一揽子性质，FDI对在不同东道国中所产生影响是多面的，。东道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运行体，它有其固有的运行模式和规则，当它受到来自外界的包涵了多种生产要素的综合经营资源的刺激时，其碰撞和融合的过程是复杂的，影响面是广泛的，效益是正负兼具的。经济学家把FDI对东道国的影响称FDI效应，具体来说FDI效应具以下特征:

第一，FDI效应有正、负效应之分。按FDI作用的范畴来分，FDI效应有资本积累效应，贸易增加效应或贸易减少效应，就业效应或失业效应，对本地企业(资本)的“挤入”效应或“挤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飞地”效应，税收增加效应或税收依赖效益，技术溢出效应等等。其中资本积累效应、贸易增加效应、就业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税收增加效应、技术滋出效应等带来的经济增长可看作是正效应。反之，贸易减少、失业、对本地企业的挤出效应等不利于经济的固然是负效应。然而有时正、负效应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如新的外资企业增加了政府税收，但一旦政府收入主要依赖于外企，便使政府财政陷于依附的危机。这是正效应向负效应转变。又或者FDI的进入使东道国外资投资增加，但同时却挤跨了本地企业。这是正、负效应同时存在的情况。而正效应中因FDI对经济推动的长远性之别又分为两个层次，即在前文提到的短期增长效应和长期增长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就是正效应中的长期增长效应，在FDI的众多效应中，它对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东道国的推动作用尤为重要，是FDI经济增长作用的核心。

第二，任何一种FDI效应的产生及其程度都取决于FDI的一揽子性质和东道国的经济结构。就正效应而言，FDI的一揽子性质中具有利于东道国经济增长资源的多少以及东道国对这些有利资源能吸收多少，都是正效应产生的前提条件和影响因素。因此包括技术溢出效应在内的FDI效应，其产生都是有条件的。

基于技术溢出效应是FDI经济增长作用中的核心推动力，因此关于FDI效应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与东道国吸收能力相联系的FDI技术溢出效应，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