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贸易摩擦的新动向及应对战略

　　[摘要]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提高，贸易摩擦问题日益凸显。其新动向主要表现为：摩擦手段从传统贸易壁垒转向新贸易壁垒，摩擦对象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贸易摩擦争端的内容迅速扩大、涵盖众多产品，贸易摩擦领域从微观层面向制度层面延伸。应对中外贸易摩擦的新动向，不仅要客观地看待贸易保护主义，更要重视贸易摩擦的政治解决途径，同时注重提高国内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

　　[关键词]贸易摩擦新动向贸易保护
　　
　　我国已经进入贸易摩擦多发期。2007年，国外对华发起反倾销62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5起，共有18个国家（地区）对华启动反倾销案件，其中美国启动案件数量居首，为13起，占同期对华反倾销立案数的21%；其次是印度，为11起，占比18%；欧盟居第三，为7起，占比11%，这3个国家（地区）对华反倾销案件总数占同期对华反倾销立案总数的50%①。此外，2007年我国共遭遇美国337调查11起，主要涉及医疗器械、电子及化工等行业的产品②。中外贸易摩擦的高发深刻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格局。
　　
　　一、中外贸易摩擦的新动向
　　
　　1.摩擦手段从传统贸易壁垒转向新贸易壁垒。入世以来国外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壁垒以及许可证、配额等非关税壁垒日益弱化，转而采用更具隐蔽性、针对性、形式合法性的新贸易壁垒。所谓新贸易壁垒，相对于传统贸易壁垒而言，是指以技术壁垒、“两反一保”为核心的阻碍国际商品自由流动的新型非关税壁垒。传统贸易壁垒从商品数量和价格上实行限制，新贸易壁垒往往着眼于人类健康、安全以及环境的影响，体现的是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还涉及国内政策和法规。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2.摩擦对象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均为发达国家，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和巨额顺差的形成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有密切关系，因此中外贸易摩擦主要发生在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运用反倾销来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印度和巴西则是其中较为活跃的成员。发展中国家对华发起的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反倾销等领域。
　　3.贸易摩擦涵盖的产品和内容迅速扩大。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结构优化，贸易摩擦的重点开始由低附加值的产品扩大到高附加值产品。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纺织品、轻工产品，入世以来，贸易摩擦领域迅速扩大到机电、医疗保健品、化工产品、微电子产品、食品土畜产品等，其中轻工产品、化工产品、机电产品是遭遇贸易摩擦最频繁的领域。贸易争端的内容也从价格、数量快速扩大到食品农药残留，陶瓷含铅量，机电产品、玩具的安全性，包装物可回收指标等。此外，贸易摩擦还从有形商品扩展到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等无形产品。
　　4.贸易摩擦领域从微观层面向制度层面延伸。当前，贸易摩擦的争执点已经从产品、企业等微观领域延伸到涉及政策、体制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贸易保护的作用点由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投资、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例如，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政策、税收政策、劳工标准等屡屡招致外方责难，显现全方位冲突；而贸易保护的手段更加花样翻新、种类繁多，除传统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外，环保、质量安全、标准、知识产权等成为新热点。
　　
　　二、贸易摩擦新动向产生的原因
　　
　　1.贸易保护主义。这是产生各种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现实生活中自由贸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很少公开出现在政策和法规中，总要和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相结合，以寻求更加合理和隐蔽的外衣。因此，尽管贸易摩擦的本质的、深层次原因是贸易保护主义，但在现实世界中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通常是非常具体的，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2.政治因素。美国的情况能很好说明贸易摩擦的政治根源。第一，美国实行国会管理贸易制度。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权在立法部门，而不在行政部门。这种权力格局使得贸易政策的制定不能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标准，相反容易滋生贸易保护主义。国会议员由选举产生，每个议员代表选区和特定阶层的利益，这种格局决定了议员不会从全社会的角度出发来权衡利害关系，而只是从本集团和地区的利益出发做出抉择。同时，美国的政治都是有钱人的游戏，这些国会议员基本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旦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影响到相关产业的利益，他们就会置社会最高福利于不顾，而选择制造障碍，贸易摩擦由此而生。第二，在美国的政治舞台活跃着特殊利益集团，一个很奇怪却经常发生的现象，就是越是小的利益集团越是活跃，其诉求往往得到体现；越是大的利益集团越容易松散，对政策的影响经常不如小利益集团。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美国往往为一小部分群体的利益和贸易伙伴产生贸易摩擦①。
　　3.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贸易增长方式存在不足
　　（1）贸易增长方式粗放和贸易不平衡问题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近30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9%，外贸年均增速接近20%。但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贸易增长，都存在着增长方式粗放的弊端。长期快速增长往往造成相关制度建设滞后，近年来国外针对我国政府干预经济、产品质量安全、卫生环保、企业社会责任等多方面发起的贸易纠纷，固然有国外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但反思自身也有不少问题。
　　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不但直接冲击了国外部分国家的相关产业，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担忧和恐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际利益格局的改变。无论从国家利益还是企业利益角度出发，这种利益调整都有可能引发国外政府的抵触。2007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1633亿美元，同期中美贸易总额3020亿美元，两者比值为54%，就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而言这个问题已经足以把经济问题演变成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2）产业结构和产品标准的制约。我国的新兴产业同发达国家比处于劣势，而我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发展中国家的支柱产业又具有同质性。我国不少产品重数量、轻质量、轻标准，对国际标准的重视尤其不够，在安全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认证认可体系等方面距离国际通行的标准还有较大差距。此外，我国产品出口长期以价格竞争为主，低价格竞争严重制约了产品内在质量的提升。
　　（3）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政府和市场经济主体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距离按照WTO的一般规则管理经济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近年来在中外贸易摩擦中，特别是反倾销诉讼中，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已经成为国外滥用WTO规则，对我国出口企业实施不公正待遇的重要借口。在实际的反倾销诉讼案中，美国商务部从汇率、工资自由谈判、允许外国投资的程度、国家对于生产方式的控制、政府对资源分配以及企业产品价格的控制以及其他方面，对中国现状进行分析，认为中国仍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商务部的做法固然有维护美国利益的色彩，但是从美国商务部提出的问题来看，我国在以上相关领域的制度的确有诸多不完善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