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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支持国企产权改革，坚决反对掌勺者占大饭

2017-09-27 01:56
无论是“顾郎”之争，还是“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抨击，都与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有关。正如吴敬琏教授所说的：改革正在过大关。在这关键的时刻，是继续坚定不够地将国企产权体制改革进行到底，还是坚决捍卫国有企业和公有制？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有精辟论述。本人在此秦晖教授的几篇学术文章上进行重新整理，分为两篇，并自作主张、自以为是地另外冠以小标题——以便使秦晖教授的观点更明确、系统（希望没有违背秦晖教授的原意，如果有误，实乃本人责任，秦晖教授的原文见新浪“财经纵横”，网址:http://finance.sina.com.cn/scholar/qinhui/index.html）。

一、“顾郎之争”的由来
改革进程进入了又一个临界点，是走向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从获得的公正走向交易的公正，还是从权家通赢走向赢家通吃，陷入“ 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循环的怪圈，就看我们此时的选择了。
2004年8月以来，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连连在媒体上发出“重磅炮弹”，指名道姓地痛斥许多中国企业领导人借国企改革之机大肆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这些被指责的企业几乎都是过去被树为改革成功典型的“明星企业”，包括TCL、海尔、格林柯尔、科龙等。　　郎咸平的炮轰果然引起强烈反应：平面媒体与互联网上出现一面倒的声援之声，而被批评的企业则纷纷叫屈，格林柯尔老板顾雏军甚至在香港把郎咸平告上了法庭。这反而更增添了事件的轰动性。在此前后郎咸平对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不少方面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批评“做大做强”，否定MBO（“管理者收购”），抨击“保姆变主人”，直至提出“国有胜于民营”，完全否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必要。对于郎咸平的“发难”，中国“主流经济学”界保持了几天的沉默，媒体谓之“集体失语”。但很快，行内出现两极化的回应：一方面，自许为“非主流”的一些经济学家，如左大培、杨帆、韩德强等高调声援郎咸平，有的甚至采取了发表“声明”这种学界少见的形式。另一方面，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中的不少人，如赵晓、张文魁、张维迎、张军等陆续出来反驳郎咸平。8月28日在北京举行了“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受邀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都在南方开会而没来，只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一人应战，而“非主流”方面的左大培、杨帆、韩德强、杨斌等人均到会发言“挺郎”，会场几乎成了声讨“主流经济学”以及据说是这种经济学主导下的国企改革的场所。就在这个发言中，郎咸平明确把国企改革中的一切问题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并自称要用“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来纠正之。这与他几个月前还著文欢呼“民营企业的春天”形成了鲜明对比。就在28日同一天“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年会”在南方开会，有人评论曰“说是中国企业家论坛，实际上是国内(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回应郎咸平”。在前几天赵晓、张文魁等发言的基础上，张维迎对郎咸平提出了不点名但却相当系统的反驳。张维迎与此前回应的张文魁除了说他们的道理之外，都特意点出了自己主张的背景：张文魁多次强调郎咸平痛斥的国企改革并非只是经济学家“拍脑瓜”的结果，而是“党和政府”的战略决策，张维迎则批评郎咸平以“骂政府，骂富人”为能事。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二、起点公正是认同的前提，也是效率的保证
　　当初改革在更“传统”的农村能够势如破竹，在新文化、外来文化影响无疑更大的都市国企中却寸步难行，原因难道不正是“民主分地，起点平等”的公正性得到农民的广泛认同，而国企改革却缺少这种公正性吗？过去的平均主义会损害效率，但是起点平等的公正分地却是效率的保证。早在1980年代后期，官商官倒现象、价格“双轨制”下的以权谋私和承包制下的“公产私用”已经引起社会不满，政府也从只提所谓“不正之风”到开始承认有“腐败”问题。但是那时也兴起了“原始积累时期不公难免”的论调。尤其是1988年前后，与“新权威主义”的同时兴起了“官僚资本是到商品经济(那时还不说市场经济)的第一级火箭”之说，公然为那时还只是初露端倪的“以权占产”张目。这一切使我产生了改革可能遭扭曲的忧虑。当时研究农民史的我，从农村改革之初小岗村“18个红手印”式的“民主分地”得到农民支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民主分地，起点平等”的方式脱离人民公社，而是把公社变成干部的私人庄园、把农民赶走或变成庄园苦力，农民还能支持改革吗？我们知道，当初分地在很多地方是在形成政策之前由农民自己协商进行的。由于缺少政府的干预，农民的“公平”方式有时在学者看来极为粗糙原始，好地坏地水地旱地远地近地一律切块抓阄平分家家有份的结果，使得农地的细碎化在许多地方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往往一家的份地多到十余块。当时不少人(包括我)认为如此“放任”将损害耕作效率。但实际上农民自有乡土智慧，几年后通过民间的自行调整掉换，细碎化的问题逐步缓和。看来只要初始配置具有公信力，后来的调整并不难。过去的平均主义会损害效率，但是起点平等的公正分地却是效率的保证。用农民的话说：“假如分配不公，架有的打哩”。我还看到，历史上有不少“同居共财”的宗法大家族到了晚期都会因面临“分家”而产生矛盾。但是矛盾的尖锐化往往不是因为“要不要分家”的争论——尽管这种争论似乎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而是由于“如何分家”的争执。而“分家”是否公平往往对家族此后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公平的分家可以在“亲兄弟，明算账”的和谐中达成个体自由与家族凝聚力的统一，使“分家”后的家族继续保持活力。而分家不公却不仅当时会造成打官司、动武乃至出命案，而且此后的家族认同也就完了。我进而想到，人类社会史上过去两次“摆脱共同体束缚而争取个性自由”的过程：摆脱原始氏族共同体走向古典自由民社会、摆脱封建宗法共同体走向近代市民社会，都曾经面对类似问题：在走出氏族共同体时，有“雅典道路”与“马其顿道路”之分，“雅典道路”意味着变“氏族族长制”为“民主制”，通过平民运动(包括经济上通过梭伦、李锡尼法案式的改革形成平民私有财产)建立民主雅典与共和罗马式的古典公民社会。而“马其顿道路”则是变“氏族族长制”为“强权通吃”，化“父权”为皇权(包括经济上形成托勒密式的权贵大私有制)以建立“家天下”的古典帝国。同样，在走出封建宗法共同体时，也有所谓“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道路”之分，列宁曾经这样归纳这两种对旧体制的“破坏方式”：从农村公社分解为独立农庄是两者的共同趋势，问题在于这一过程是使农民得利而“特鲁茨柯伊老爷”受损呢，还是使农民破产而特鲁茨柯伊老爷得利？实际上，没有什么人是天生的“分家派”或天生的“护家派”，同一个人按有利于己的方式他可能支持分家，而在相反的方式下他可能坚决反对分家，个人如此，阶层亦然。重要的问题在于在“如何分家”之争中找到一种尽可能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大多数人的方式。这不仅是基于道德上的正义，在操作层次上也是使进步过程能够实现的重要条件。1980年代有些人过分强调所谓“文化”的决定性，但实际上，当初改革在更“传统”的农村能够势如破竹，在新文化、外来文化影响无疑更大的都市国企中却寸步难行，原因难道不正是“民主分地，起点平等”的公正性得到农民的广泛认同，而国企改革却缺少这种公正性吗？历史上，1905年以前俄国农民“脱离村社的个人主义倾向”曾使沙皇维护村社的国策难以为继，更使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宣传惨遭碰壁。但是1907年以后专制的斯托雷平改革以“权贵私有化”使大多数农民深受其害，导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