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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3)

2013-06-12 01:03 语文结合起来，创造出一套使学生同时能学会读文言和白话的教学法，并出版有详细注释的中国经典著作选读，陆续出版的有《孝经》、《论语》、《孟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基金会还资助“美国教育理事会”重新审定和编写供中学和大学本科用的关于远东的教材。此外，“太平洋关系学会”关于向英语学生讲授中文的教学法的研究是基金会对该学会最大宗的支持项目之一。——中国历史文化的翻译和出版。基金会出资最多的是汉学家魏特夫（K.A.Wittfogel）主持的中国历史选译，自1939年至1947年共出资187，000美元。原计划选译秦、汉、辽、金、清史，但最后只完成了《辽史》。相对而言，这是收效最小的。出资不多，但影响较大的是卜德（Derk Bodde）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还有包括胡适的《中国思想史》在内的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著作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恒慕义撰写的《清代名人传略》，〔10〕此书为作者在任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期间十多年功夫的力作，一直得到基金会的资助。现已有中文译本。

　　三、主导思想

　　从以上不完全的概述可以看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的文化教育工作和推动美国了解中国的工作的确规模巨大，而且都带有开创性。它为什么对此投下这么多心血和财力？又为什么成为在美国发展东亚研究的先驱？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其决策人的理想和信念。这里指的不是某一个个人，而是一批人代代相传无形中形成的。为方便计，姑且把“基金会”拟人化加以叙述。

（1）建立基金会的本意：19世纪末老约翰·洛克菲勒因缘际会，成为美国，其实也是世界第一名十亿富翁，而且财源还不断滚滚而来。

如何花钱成了问题。他是虔诚的浸礼教徒，相信有钱而得到愉快来自“能做一些使自己以外的某些人满意的事”。〔11〕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和团体向他要求帮助，到19世纪90年代他每年捐献已超过百万元。他意识到，即使散尽家财也不足以消灭世上所有受难者，于是决定把钱集中使用于向造成苦难的根源开战。在他看来，教育是根本，遂以教育事业作为他捐助的中心。第一件创举就是捐助建立芝加哥大学。但是这还不足以应付纷至沓来的要求捐款的呼吁。后来，他求助于他所钦佩的一位好友盖茨（Frederick T.Gates）牧师，这位浸礼会教育社秘书长警告他说，如此不断向上翻滚的财富，必须散得比积得快，否则将压垮子孙，建议在洛氏父子还活着的时候，“为了人类的利益，以永久慈善事业的法人团体的形式将巨大财富作最后处置。”“这笔财富应当大得能吸引整个文明世界的注意，它们的经管机构成为全世界最明智批评的对象”。〔12〕洛氏父子采纳了他的意见，认真付诸实施，这就是设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由来，如本文开头所述，其宗旨就是所谓“在全世界造福人类”。

（2）医、农→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思路。除教育外，或者作为教育的内容，洛氏早期的捐款以医学为重点，这也与盖茨的影响有关。

在他建议下，1901年洛氏捐款成立了美国第一所医疗研究所——洛克菲勒医疗研究所，几年之内，对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黄热病、狂犬病和梅毒等做出了突破性的成绩，把美国，乃至世界的医疗向前推进一大步，这极大地鼓舞了创办人。小约翰·洛克菲勒继承父业后把这家研究所视为他慈善事业中第一重大事业。所以洛氏基金会成立后把医学作为重点也就不奇怪了。特别是在海外，鉴于广大的贫穷地区饥馑和疾病给人民造成巨大的苦难，就以医药和农业作为“造福人类”的途径，兼及与此有关的自然科学。到20年代末，这一主导思想有所改变，觉悟到发展医学和自然科学解决不了社会领域内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20年代后期美、欧各发达国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几乎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垮台的经济危机说明高度发达的工业、丰富的物质力量并不一定造福人类，反而产生许多新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社会科学开始蓬勃发展，其中也有洛氏家族的捐献，1918年设立的劳拉·斯培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就是以资助社会科学为主，1928年并入洛氏基金会，后者就把这部分工作接管过来，正好与它开始重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方针相吻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基金会的重点在三个方面：经济（包括金融）、行政管理、国际关系。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委员会、太平洋关系学会等研究机构以及欧洲许多国家的著名研究所从30年代初起，都得到了大量的资助从事有关课题的研究，包括现实的和有长远意义的基础理论两个方面。资助天津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就是出自这一主导思想。把国际关系作为重点之一的主要理由则是认为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互通情况和互相了解或可有助于避免人类灾祸的到来，这“灾祸”显然指的是战争。发展“远东学”（Far Eastern Studies）与此有关，这一观念当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远东”的重点是中国和日本。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不是放在“国际关系”领域内，而是作为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其宗旨是促进两大文明的相互沟通，尤其认为美国了解东方人的传统文化是当务之急，并特意申明，主要不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思想的交流，美国学生应该学会同中国和日本人民进行商业和政治以外的友好合作。〔13〕对洛氏基金会重视社会科学影响较大，有一套理论的人物是1936—1948的会长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他是律师出身，在会长中任期最长，对洛氏父子和洛氏基金会都有深厚感情。他在工作报告中一再表达这样的忧思：自然科学本身并不对使用它的成果的人的智慧和能力负责。自然科学突飞猛进，而社会的适应能力远远落后于这一发展，使人类面临空前的凶险命运。他引用名人警句称：“在人类还没有学会控制自己之前却已掌握了对自然的控制权”〔14〕。这种忧思因“二战”的爆发而更加深入，更加自觉。从1938到1946年的报告中充满了对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退步的反差的危机感，到处可见这样的语句：“我们可支配的物质力量和我们能加以善用的能力之间严重失衡”，“我们的政治机构基本上还是植根于18世纪的，而我们技术的突飞猛进却是20世纪的现象”，“我们的社会正在日益危险地倾斜，智力发展的不平衡日益严重，已不容忽视”〔15〕……等等。他还大声疾呼人类面临文化解体，亟需对塑造未来的诸多社会力量有明智的理解，并以抢救足以担当战后领导的“头脑”为己任。并且以促进民族间的思想交流，作为培养世界性的“杰出的领袖人才”的一种手段。〔16〕鉴于一战后的经验教训，人力物力都被用于为战争服务，牺牲了艺术家、科学家、学者等创造性的人才的培养，因此基金会提出一项计划，专门帮助不得其所的青年才俊回归专业，以便为战后储备和培养学术界领袖人才，保持文化学术水平不滑坡。〔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