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5)
2013-06-12 01:03
导读：成功 之谜。〔21〕但是办一所像芝加哥大学那样的综合大学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行不通，于是转向医学。医学正好是科学与教育、改造社会与改造思想的结合
成功之谜”。〔21〕但是办一所像芝加哥大学那样的综合大学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行不通，于是转向医学。医学正好是科学与教育、改造社会与改造思想的结合点，又是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特别是在政局动荡不安的中国，医学最没有争议。所以洛氏基金会成立伊始，立即向中国派出医学考察团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在此基础上创办的协和医学院自然充分体现了上述以科学改造中国的意图，成为洛氏基金会在亚洲事业的中心。首先就专业水准而言，它有别于以前一切教会办的医学院，起点很高，代表了当时刚刚经过医学教育改革以后的美国的最先进的标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以下简称“霍医”）就是这一改革的产物。协和医学院的主要规划者韦尔希，与另外一些美国人殚思竭力把“霍医”“移植”到了中国，使中国第一次有了世界先进水平的医院和医学院。当然这决不是唯一的目的，协和医学院的建立集中体现了“改造”和“影响”中国的几种途径：卫生
健康、传播科学、教育人才。更重要的是通过上层精英来影响民众，以别于过去直接深入基层的传教士。协和的选址和建筑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体现了洛氏基金会和小约翰·洛克菲勒本人的雄心：不惜工本造成精致的中国宫殿式，与故宫遥遥相对，其用意是要向中国人表明，“这所建筑所象征的医学院的宗旨于中国的最高理想和愿望并非异体，而是一种可以溶入正在发展中的中国文明的机体”。〔22〕一方面是对中国古老文化的尊重，一方面下决心要按美国方式改造它。美国学者布洛克说这种做法颇似17世纪耶稣会教士到中国来穿儒服学儒学以获取中国人对天主教的尊敬，所不同者，当时的欧洲传教士确实对中国文化怀有敬意，而此时的美国人更多是居高临下的心态〔23〕。事实上，对于当时第一次听到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这个名字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它首先是财富的象征，所以当时这两座建筑被称为“油王府”。适应中国国情的努力从建立“协和”开始就存在着如何与中国的现实需要相结合的争议，因为中国广大百姓缺医少药的情况太严重了，这样一所医学院似乎脱离群众太远，但是主流思想还是“提高派”。不过也不是完全不考虑中国实际。韦尔希在协和医学院成立典礼上的报告中强调协和的研究课题应围绕中国面临的特殊问题，在实践中也作出了不少成绩，其中著名的如药理系对中药的研究和麻黄素的研制
成功、中国常见寄生虫病和黑热病的研究、斑疹伤寒的研究等都是中外专家合作的成果。在协和影响下，并也得到洛氏基金会资助的齐鲁、湘雅、华西等医学院也进行了当地流行病的研究和疫苗接种的推广，成绩斐然。随着在中国越来越深的卷入，基金会的有关负责人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日深，而且感情和同情也日深。1931年与1934年基金会的副会长戈恩(Seskar Gu nn)提出了两份在中国的
考察报告，一方面强调尽管中国局势动荡，基金会在华工作应继续进行；同时指出，目前的工作太脱离中国实际，必须改弦更张，面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卫生和教育。这是基金会在华工作的转折点。〔24〕如果说协和医学院是“提高”的典型，那么支持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运动就是它在中国的事业的“普及”的一面。关于这样做的动机，1936年的会长总结说得清楚：“但是中国除医学教育外还有其他的需求。中国在向现代化的国家演变过程中受到一些传统的障碍，而它当前的生活和组织机构都具有可塑性，这正是诱人的挑战，引人去提供某种积极的帮助”。〔25〕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同情和尊敬1936年的会长总结还称中国处于“文艺复兴的开端”，中国政府“正力图用现代知识来战胜一个中世纪社会”。〔26〕这种看法当时在西方有代表性，很多人在1936年时对中国的现代化抱有很高的希望，基金会对自己的参与和贡献充满自豪。“可塑性”这个字眼在它的文件中经常出现，形象地表现出那种贯彻始终的要以他们的理想来塑造一个新的中国的热忱。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暂时打破了这一理想，基金会在华工作遭到很大破坏。在短暂的沮丧和彷徨之后，1938年4月的董事会通过特别决议：1938—1939年度继续为在华工作拨款，其中最主要的是迁往内地的乡村建设的项目。1939年的会长报告中对基金会得以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与中方合作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表示惊喜和自豪，认为不论战争的结局如何，这一领域的工作必将对中国的未来起重要作用。〔27〕基金会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给予很高评价，对在苦难中的坚忍寄予同情和钦佩，这是他们在整个抗战期间坚持不懈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继续提供帮助的主要动力。这种同情当时在西方也有普遍性。1939年“美国智识合作全国委员会”主席肖特韦尔（James T.Shotwell）致函洛氏基金会的负责人称：“中国青年正在进行的争取他们的国家复兴的英勇斗争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鼓舞的悲壮事件之一”，认为在这最需要的时刻中国的国
家教育机构竟得不到美国的帮助是“令人痛苦的”〔28〕。到1944年，会长总结中对中国有这样的话：“战争正在把中国推到世界民族之前列。一个历史悠久而杰出的文明和一个伟大的人民终于即将在世界领导力量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在这次战争中的英勇贡献赢得了全世界的感激和钦仰。他们受诸本土的伟大的才能和对人友善的本性定将对文明的进步作出贡献，凭这一点，他们在今后艰苦的岁月中有资格得到一切关注。”〔29〕超越中国内战的企图直到1947年内战方酣时，基金会仍一如既往抱乐观态度。1947年的会长总结中说：“中国此刻正处于悲剧中，内争似乎不可调和。不过从长远看，前景不一定那么黑暗。时间总是在中国一边。她的历史文化上溯几千年，其中有许多时期因内战和纷争而四分五裂。中国人的身心都有一种活力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再生能力。他们学会了如何克服灾难，如何在道德沦丧的混乱的压力下保持他们的社会和审美的价值观。中国人民有超常的天赋，除非我们大家都毁于一场全球浩劫，他们注定要对人类的生活做出善果不可估量的贡献。此时此刻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30〕这里所说的帮助就是继续拨款资助一批大学的复校工作。到1949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在望时，基金会采取犹豫观望的态度。3月间有关负责人的通信中表露了这样的意思：基金会的某些工作必须通过所在国的政府进行，但不等于支持这个政府的政策。现在国民党显然已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因此基金会已经把人员和财产撤离中国大陆以待事态发展，希望能在任何一个新政府之下建立更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