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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4)

2013-06-12 01:03
　　战争的破坏力和法西斯主义得以横行于一时，特别是原子弹的出现，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和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的深刻反思。因为大部分直接、间接对制造原子弹做出贡献的著名的原子能专家，以及与制造原子弹直接有关的回旋加速器的研制都在相当长期中得到基金会的慷慨支助。这是非功过到底应该怎么算呢？经过反复思辨、论证之后，结论是自然科学家不能为其发明成果的使用后果负责，也不能因为有被滥用的可能而有意限制某项科研的进展。“人类的大敌不是技术而是非理性，不是科学而是战争”，因此主要是要创造制止战争，建立和平的条件。现在的问题是，人类过早掌握了毁灭的手段而教育、智慧、良知、创造性的思想都跟不上，二者竞赛，谁个领先，可决定科学发达对人类是祸是福，能否防止人类文明倾覆。但是人文和社会科学本身的性质决定其研究必然是复杂而缓慢的，对社会的弊病不可能发明一种像盘尼西林这样的特效药，也不可能制造出什么精神原子弹来对付足以毁灭人类的原子武器，只有依靠各个领域的思想先驱共同努力，以紧迫感和极大的魄力推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发展，要为引起全民的重视而奔走呼号。〔18〕战争刚一结束，正当世人注意力集中在世界格局的调整和各国内部的政治、经济问题时，福斯迪克有一篇别具只眼的报告：标题是“沉默的隔绝”。大意谓战争不仅造成破坏，更加悲剧性的是失去了跨国界的思想和文化交流，各国同行失去了互相丰富的机会，隔绝带来智力的停顿，这才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他认为战后当务之急是重建被战争中断了的跨国界的智识交流。为此，1946年基金会就派出了考察团周游欧洲各国，在疮痍满目之中见到了智识、思想的复兴，同时慨叹美国只是在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得到承认，而在思想领域却很少有人承认，更加证明美国应大力发展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19〕这样，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条条思路通向发展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据此，基金会的拨款重点逐步向这方面转移，战后尤为明显，而且特别重视国际关系和沟通东西文化的研究，以此为防止战争之道。这就是洛氏基金会的领导人的思路－－为了造福人类，由医、农，而自然科学，而社会科学，而人文。这使人想起鲁迅的先学医后从文，乃至孙中山从学医转为以“唤起民众”为己任，其思路可说是同源而异途。

（3）为什么选择中国？上述洛氏基金会的宗旨、其负责人的理想、抱负和思想发展过程本身足以至少部分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就中国本身而言，还有以下一些因素：蜕变中的文明古国的吸引力从广义来说，基金会与教会有相通之处，事实上许多工作也是相通的，特别是“中华医学基金会”本是洛氏基金会与教会合作的事业。它的宗旨基本上带有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的色彩。但是又不止于此，基金会要实现一番大事业，需要一片广阔的天地进行它的实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具备对此最适合的特点：一、大；二、穷；三、是唯一仍独立存在的文明古国；四、正处于深刻的全面变革之中，正在向西方开放，不断吸收新事物；五、有一批极优秀的知识分子，既代表东方文化，又能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载体。具备第一、二特点的国家并非只有中国，重要的是后三点是中国特有的，使之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一位在北京医学院（协和医学院的前身）任教的美国人约翰斯通（Ernest Johnstone）写给纽约差会负责人的信生动地说明这一点，值得多引一些：“……现在我们帮助中国的时机已到，因为她已认识到她的需要，她的青年渴望学习西医。当前我们可做的决不仅仅是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奠定医学基础，机会远比这要大得多：我们可以塑造未来中国医生的品性。我们要他们成为为基督理想所感召的人……这里一切都在迅速变化中。几年以前，我们是在一个满族皇朝统治之下，忽然发现我们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共和国。然后，没过多久，孙中山悄悄地‘没有啦 ’……袁世凯是大总统了。过不久又有了代议制国会和表面的民主机构。然后，几乎一瞬间，议会‘没有啦’……接着又听说制定了新宪法，一部适合独裁者的宪法，那么那部民主宪法又‘没有啦’……。这几天我们随时等待听到袁世凯加冕称帝的消息……那么共和国也‘没有啦’。……中国需要和平与秩序以便发展她那么渴望发展的一切：学校、医院、铁路、商店、工厂。让我们希望并争取真正的上帝——基督和教会连同这一切——一起来到，假如教会还是真的维护正义的工具的话。”过了半年，他又写道：“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前途很光明。这些人既能干又独立，除了绝对必要外，在外国人教练下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让我们一开始就把他们引上正道。一个老师有极好的机会影响学童，但是当这个孩子长到20岁，他就会有一段时期变得固执，自以为什么都懂，不愿接受别人影响。我一向认为，一个年轻人要靠他的早期训练来度过他自以为什么都懂的时期（大约 20年）。这也适用于中国。中国现在如饥似渴地吸收我们能给予的一切。有很多迹象表明，年轻的中国不会总这么愿意向外国人学习，她将骄傲而独立地管起自己的事情来。……清华学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学堂现已由中国人自己管起来。……从去年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要完全摆脱外国人，全部用中国教员。我们对此感到遗憾，因为我们觉得这来得太早了，他们用了一些根本不称职的人。但是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独立性，而且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就是目前还是我们可以影响中国的时机，趁着在许多领域内中国还愿意听我们的话，受我们的影响，并在我们所教授的理论指导下行事。”〔20〕以上这两段话有很强的代表性，它生动地表达了19世纪后半叶以来涌向中国的以传教士为先导的各种文化教育使者的思想动机。他们对中国的贫穷、苦难抱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从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动荡局势中看到希望——既是中国新生的希望，又是美国人可以施加影响的希望；他们对中国基本上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同时又感受到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强烈的独立愿望，对此给予一定尊重。不论是在教还是在俗，他们都是热切地要以基督精神（广义的）来改造中国，塑造一代新人。和早期来中国纯粹传教的教会不同的是，他们的对象不是无知百姓，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青年，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文化阶层，他们才认为值得一做，可以在这里一显身手。通过医学科学改造中国事实上，洛氏家族对中国的兴趣始于基金会成立之前。早在1908年就在芝加哥大学发起下由洛氏赞助成立了“东方教育考察组”到中国考察。当时芝大校长贾森（Harry P.Judson）和考察组负责人芝大教授伯顿都力主以教育改造中国，认为如在中国办一所类似芝大这样的大学几乎可以在中国引起“一场社会革命”。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教会学校，而是陈义更高，要通过高等教育向中国注入“新的个人与社会道德标准”和“关于政治与社会组织的新观念”。考察组得出结论：“西方大学所体现的科学理性可以解中国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