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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毕业(3)

2015-10-22 01:15
　　
　　(二)“隐性户籍墙”：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
　　固然现有的制度答应乡－城活动，即从“农民－农民工”这一过程已基本无障碍，但产业化与城市化的加快发展势必要求农民工成为市民，因此从农民工市民化角度看，这种活动充其量是一种半自由、有限度的劳动力活动体制，它背后所折射出的是更深层次的与户籍制度紧密联系的体制性障碍，主要体现为在“显性户籍墙”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农民工歧视与权利剥夺的种种相关制度安排，文中将它们统称为“隐性户籍墙”。
　　1，“隐性户籍墙”的内涵与外延
　　“隐性户籍墙”是一种衍生墙，是“显性户籍墙”制度抑止功能的进一步延伸与拓展，具有韧性身份证属性，其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
　　由于它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甚至是全方位的。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隐性户籍墙”具体表现在就业机会不同等且稳定性差、劳动报酬不公平、缺少社会福利、权益缺乏保障、社会保障无着落、子女教育及自身培训缺失、城市住房无保障等方面，其核心是基于户籍制度的种种制度安排把农民工排斥在城市资源配置体系之外，它更多地反映了对农民工的歧视与剥夺。
　　2，“隐性户籍墙”存在的长期性
　　在乡一城劳动力活动频繁、城市承受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城市市民由于拥有城市户籍，享受着相对较高的就业、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他们是城市户籍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愿放弃眼前的利益，而城市政府作为城市的治理者，也不希看城市内既有的社会资源被不属于“城市区域”的外来人所分享，便采取了与城市居民利益趋向一致的本位主义政策导向，通常不为农民工提供或有效提供诸如社会保障、教育、公共资源及其他方面的社会服务。
　　“隐性户籍墙”不但把农民工排斥在现有体制之外，使他们很难获得体制内的资源，而且对农民工本人也形成了一种惯性与心理约束，造成了农民工群体普遍的自我身份认同——把自己仅仅作为城市的“局外人”与“过客”。反过来，这种身份的自我认同又进一步固化了“隐形户籍墙”，即面对这些不公平的制度安排，农民工大多数采取“默认”态度，因此陷进了“自我身份认同强化——‘隐形户籍墙’固化”的循环之中，不但强化了身份的不同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不同等的分配，形成了“隐性户籍墙”的惯性与利益刚性，进而决定了“隐性户籍墙”将会长期存在于我国的经济社会体制之中。 　　三、“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
　　
　　(一)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既有市民化意愿又有市民化能力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过程，农民工向市民转变，必须具有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
　　1，市民化意愿
　　从市民化意愿角度看，目前大部分农民工愿意市民化。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课题2007年的调查显示，在条件或政策许可的情况下，67.8％的农民工希看脱离农村，成为真正的市民。其原因主要是城乡在收进、生活水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然而，他们的市民化意愿受到了现有种种制度安排的考验。在影响成为市民的因素中，92.3％的农民工以为主要的因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城市住房购房制度。本质上，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城市住房购房制度是建立在我国严格户籍制度之上的制度安排，因此，对农民工来说他们的美好意愿在双重“户籍墙”眼前只能使他们看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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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市民化能力
　　市民化能力是指农民工在城市中生存和生活的能力。一般来说，农民工实现向市民的转变至少要承担城市最低生存本钱、转移本钱与对更好生活预期的补偿本钱，支付城市生活本钱的能力是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基础，而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能力又是由其所具有的城市生活资本所决定的，城市生活资本主要包括权利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农民工的农村户籍身份明显地减少了权利资本与受教育获得的机会，限制了农民工社会资本网络空间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