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毕业(4)
2015-10-22 01:15
导读：首先，农民工的权利资本严重缺失。拥有城市户口的市民比拥有农村户口的农民工拥有更多的权利资本。目前，农民工固然获得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权利，但
首先，农民工的权利资本严重缺失。拥有城市户口的市民比拥有农村户口的农民工拥有更多的权利资本。目前，农民工固然获得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权利，但与城市职工与市民对比，可以发现他们的权利资本严重缺失：(1)农民工的经济权利不完整，主要体现在工资收进上；(2)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几乎空缺。农民工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参与到城市的政治生活中往，致使农民工成为政治权利的贫困者。(3)农民工的“权利实现资本”也比较匮乏。目前，无论是通过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制，都没能够为农民工权利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其次，基于户籍制度所形成的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限制了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拓展，影响了社会资本的数目、质量与结构。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主要集中在以亲缘、地缘和血缘这种“三缘关系网络”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有研究表明，从规模上，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关系网络远远低于城市职工；社会资本质量较低，社会资本网络的同质性强，主要限于内群体，即网络中多是“老乡”、“熟人”。另一方面，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污名化”也相当普遍，他们以自身上风排斥外来农民工，堵塞了农民工和他们交往的渠道，限制了农民工社会资本网络的拓展。
第三，户籍制度降低了农民工的预期收进和实际收进，弱化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一般而言，受过较好教育的人通常会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由于其具备足够的人力资本存量，易接受和把握新技术和新知识，因而在社会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教育水平不仅是活动人口获得职业的重要资本，也是其获得市民资格的重要资本。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相比，他们却属于低知识阶层。调查显示，2006年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仅占0.7％，高中与中专占18.8％，小学以下学历占了16.6％，仍有3.3％的农民工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收进是最能反映人力资本的指标，从农民工收进与城镇职工的对比，可以间接看出两者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别。农民工的工资占城镇户口职工工资的比例最低只有42％，最高的也只是82.8％。而且，在同一项研究中，小时工资差异要大于月工资差异。 农民工的收进与城市职工的收进差别充分反映了两者之间教育回报率的差异，城市工的教育回报率明显高于农民工。教育回报率的城乡差异是由歧视性人力资本投资造成的。有研究已经证实中国农村基础教育投进确实低于城镇基础教育投进，农村教育投进不足的直接后果是农村教育质量的降低，低质量的教育其回报必然低于较高质量教育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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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假如说“显性户籍墙”建构了农民工的身份，“隐性户籍墙”强化了其农民身份与弱势地位，那么两者的共同作用则成功地固化了农民工对自身身份的进一步认同。农民工“农民”身份的固化，又进一步影响着农民工的行为选择，使得他们不约而同地被动接受着自己在城市所处的现实的生活状况与权利状况，进步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本钱，无法真正融合城市成为市民。
(二)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作用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户籍墙”可以回纳为三种制度壁垒：户口控制体制壁垒、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体制壁垒、城市资源配置体制壁垒。就其影响路径而言，第一种壁垒表现为“显性户籍墙”，目前它已不构成乡－城劳动力转移的阻力，但制度遗产效应仍发挥作用；后两种属于“隐性户籍墙”范畴，不但阻碍了农民工职业地位中向上活动与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且剥夺了社会保障等权益，并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获得与市民化预期，进而严重影响着市民化进程。
所有在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等面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对待，都根源于我国的户籍制度。我们借用经济
社会学的“歧视”概念来探讨基于户籍制度的差别对农民工造成的歧视，即“隐性户籍墙”所体现出的歧视性制度安排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作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