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要素市场化（下）(2)
2016-02-02 01:19
导读：试想一下，如果要素市场主体缺乏最基本的财产权利保护，缺乏交易的安全性，缺乏交易自由与平等地选择，抑或说使交易主体缺乏最基本的生存环境，人
试想一下，如果要素市场主体缺乏最基本的财产权利保护，缺乏交易的安全性，缺乏交易自由与平等地选择，抑或说使交易主体缺乏最基本的生存环境，人们怎么可能在这样的市场中寻求发展。事实上，当要素市场缺乏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时，人们会自动地选择退出这种“市场”，进而采取自己喜欢的交易方式，从而形成一种自发的民间市场，正如我们注意到的民间土地市场、民间资本市场和非正规就业市场等。在这种市场中，只要人们愿意进行交易，就证明民间市场的交易费用低于政府主导的市场交易费用。按理说，允许人们自主地选择、不断创新，并根据交易主体的创新行为需要，对体制框架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有效的经济组织就会逐渐发展壮大。然而，这种可供选择的发展途径也让政府强行阻塞了。自政府主导要素市场以来，为使人们的交易活动锁定在政府掌控的范围内，先后组织多次打压民间市场的行动，致使大量的民间要素市场转入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对于市场交易主体来说，这种时时面临打压的地下或半地下的市场同样不能提供安全、稳定的交易环境。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在政府主导的要素市场中，不能为市场主体提供最基本的产权保护，反而以行政公权侵占、践踏其他所有者的权益，禁止市场主体的自主创新活动，是要素市场主体发育缓慢的根本原因。
3.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的制度性因素
尽管中国已经选择了市场化的改革道路，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只是在技术层面模仿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形式，而没有认真汲取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尽管这种模仿在短期内可以产生较大的收益，甚至可以率先推进产品的市场化，但从长远看，由于在基本经济制度、主导意识形态、乃至国家政治架构层面，传统体制的制度机理仍在发挥作用，致使要素市场化的改革严重滞后。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法治经济，其前提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是不同所有权之间的平等交易。鉴于客观上存在侵占产权的威胁（既包括私人之间的产权侵占，也包括政府凭借公权对私人产权的侵占），所以人们才自愿“赠予”政府一部分收入（即税收），以换取政府对产权的保护。然而，政府一旦拥有权力，很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用权力来约束权力，遂通过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在政府的不同机构中形成相互制衡。亦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分离和彼此独立，这是防止产生专制的法律及政府滥用职权的基本保证。[22]宪政的制度机理是，为了个人的自由与财产的安全，人们让渡一部分收入给政府，以此获得政府对私人权利的保护；为了防止政府对权利的滥用，人们将国家财政的议决权和监督权赋予了立法机关（即议会），通过议会行使监督行政机关（即政府）的权力，以保证议会对政府财政收支实行全面控制，但仅仅有议会的监督还不够。由于政府是唯一可以在合法名义下重写游戏规则的机构，往往使原本合法的东西在一夜之间变得不合法，为此，还必须使司法机关独立于政府。当政府凭借公权侵犯私权时，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司法的程序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是因为，已有的历史经验表明，对私人产权最主要的威胁是来自行政部门，甚至是立法部门，所以要有独立的司法，要有相互制约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因此，宪政最主要的内涵是，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通过三权分立来限制政府。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在1949年以后采取了效仿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国有经济制度作为政府掌控国家的经济基础。这一方面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一方面避免了向社会征税所带来的制度性约束（即宪政约束），使政府能够有效地贯彻国家的意志。在这种体制下，政府与国有经济是联为一体的，国有经济的各个方面，诸如资源配置、销售定价、企业领导乃至经营决策等各项权力分属于不同政府部门管辖，政府的各个部门也因此获得了存在的基础。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获得了资源配置的垄断权，通过国有部门摄取社会其他部门的潜在利润，进而使政府得到了自身消费和控制国家的收入。但这种收入就其本质特征来说不是“税收”的概念，而是政府凭借强势所有者身份从国民经济中所摄取的“利润”。在我国体制转轨时期，尽管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政府通过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的制度机理并未发生根本转变。政府在要素市场中的现实表现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为了控制国家，政府牢牢地掌控了两块资源，即国有土地和国有资本。在法律的保护下，政府从土地市场中获取级差地租，从资本市场中获取融资收益，从垄断行业获取垄断利润，肆意侵占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社会公众投资人和广大消费者的财产权益。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是，在现行法律的庇护下，政府的主要收入与其说是来自于税收，不如说是来自于行政特权，由此阻隔了公众纳税人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无法从制度上杜绝政府滥用公权的机会主义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