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贸易摩擦中的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研究(3)
2016-02-15 01:37
导读：美国“对日修正主义”实际上是部分美国学者对日本经济体制和日美经济关系的一次深刻审视和反思。除了上述四人之外，不少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
美国“对日修正主义”实际上是部分美国学者对日本经济体制和日美经济关系的一次深刻审视和反思。除了上述四人之外，不少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支持修正主义的观点。例如经济学家帕特.科艾特(Pat Choate)着重考察了日本运用信息收集、院外游说、宣传攻势等手段影响美国贸易政策、攫取美国市场份额从而拓展其经济利益的种种内幕；《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等杂志的资深编辑约翰.B.朱迪斯(John B. Judis)剖析了日本如何运用资金援助等手段影响美国思想库、大学和法律事务所，如何在美国国内关于对日经济政策的讨论和研究中塑造有利于日本的形象等问题。《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和《福布斯》(Forbes)等杂志的编辑伊门.芬莱顿(Eammon Fingleton)则分析了日本大藏省、外务省等官僚机构的特殊运作方式及其对美日贸易的影响。此外，曾参与美日贸易谈判的格伦.福岛(Glen Fukushima)、华盛顿大学教授玛丽.安琪道盖(Marie Anchordoguy)甚至
科幻小说家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也被认为是“对日修正主义”的重要代表。
日本异质论和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日本与英美等其他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上有着显著的不同。
日本作为一个高度秩序化的社会，与美国在诸多价值观念上存在着根本的冲突。日本人更为重视对集体的忠诚、社会和谐和等级制度，而美国人则更为重视个人主义、多元化社会和机会平等。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认为，“对独特性的自我认知、集体主义的导向、对外国人的猜疑和自给自足的内驱力”是日本市场始终难以打开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上，日本往往以生产和增长为导向，与以消费和效率为导向的美国分道扬镳。在微观行为主体的活动中，日本企业又表现为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市场份额而非创造利润为商业目标。因此，日本的经济体制体现出明显的“重商现实主义”的特征。冷战期间美日军事同盟和苏联威胁的存在又为日本的这种“实用主义”策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查默斯.约翰逊在研究了1925-1975年间日本通产省的产业政策后认为，日本是一个官僚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日本在经济政策中实施的是一种“计划理性”(Plan Rationality)而非英美等国奉行的“市场理性”(Market Rationality)。1996年，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进一步突出了日式资本主义模式的独特性。亨廷顿将日本视为一个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东方的特殊文明，他指出，“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日本经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日本社会是独一无二的非西方社会”，“日美经济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一方或双方经济性质的根本变化，而这一变化又取决于一国或两国社会和文化的根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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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失衡的美日贸易背后是失调的日本宏观经济体制，日式资本主义模式的根本差异反映了其政治经济体制和相应政策手段的特殊性。
卡瑞尔.冯.沃佛仁在《日本权力之谜》一书中提出了“官僚独裁主义”(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的概念。他认为，日本国家机器的运转靠的是官僚、政界派阀和财界之间维持的微妙的平衡。以通产省、大藏省、日本中央银行、经团联为代表的机构对战后日本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起到了强大的调配和控制作用。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也以亲身参与对日贸易谈判的经历指出，半导体等产业在日本之所以能够克服产业发展初期的脆弱性，积蓄与欧美企业竞争的实力，正是得益于日本政府的种种产业政策和行政保护。
日本经济体制的特征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简而言之，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方面，日本实施以窗口指导为代表的行政指导和干预，创造了以间接金融制度为代表的护送船队体系，对外汇预算进行集中管理，并采取了控制新企业市场准入的种种限制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