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贸易摩擦中的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研究(4)
2016-02-15 01:37
导读：(2)在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方面，日本企业形成了以主银行为中心的系列制(关联公司)和企业集团；关联公司和企业集团之间又相互持股，形成了强大的排外网
(2)在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方面，日本企业形成了以主银行为中心的系列制(关联公司)和企业集团；关联公司和企业集团之间又相互持股，形成了强大的排外网络；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成为日本
企业管理的重要标志；相比企业的管理层，日本企业的股东处于弱势地位。
(3)在市场开放方面，日本政府滥用海关程序和产品标准；政府未能严格保护专利权和商标权；在建筑项目招标和集体采购中，日本政府往往偏袒本国供应商；此外，日本还存在着限制进口产品的销售渠道、人为延长专利评审周期等不合理现象。
“对日修正主义”者强调的是，这些特征是日式资本主义模式的现实表现，又成为日本市场长期封闭、美日贸易赤字不断攀升的具体肇因。要改变美日贸易失衡的状态，就必须促使日本对这些特征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
第三，为了应对日本的特质、解决美日经济摩擦，美国“对日修正主义”者开出了三个药方。
(1)“修正主义”者同意大部分美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贸易失衡的症结并不仅仅在于，甚至往往不在于贸易政策本身。对日本的指责并不能掩盖美国自身的缺陷。美国自身经济肌体的健全与日本的体制改革应是并行不悖和殊途同归的，具体措施包括改善教育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储蓄率、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
(2)“修正主义”者认为，美日经济关系特别是贸易摩擦的前景，既不会像有些“自动调节论”者认为的那样随着日本经济的自然衰退而改善，也无望沿着乐观的“全球化者”憧憬的道路发展，因国家间经济边界的消失而消弭。美国应弱化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F)等多边国际经济机制的作用，在美日双边磋商上下功夫。在大多数“对日修正主义”者看来，以GATT为代表的全球贸易机制谈判效率低下、进展缓慢、争端解决机制缺位，无力应对和解决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美国的单边制裁固然具有目标明确、见效显著等特点，但是双边谈判仍应是美日解决贸易争端的更为常态的渠道和载体。通过双边谈判促使日本进行国内体制改革，既能避免爆发大规模的贸易战和外交冲突，维护美日关系的平稳发展，又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导致美日贸易摩擦的诸多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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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者强调，美国应该在对日经济谈判中正视现实，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美国应该敦促日本在贸易政策、汇率机制、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在沃佛仁看来，如果日本的政治保护不改，即便美国实现了预算平衡、提高了储蓄率、改善了教育体系、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美国也无望与日本的制造业与银行体系竞争。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马库斯.诺兰(Marcus Nolan)等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也认为有必要促使日本进行经济结构调整，通过“结构趋同谈判(Structural Convergence Talks)”重启美日之间的结构性谈判。
(3)在具体的谈判手段和策略方面，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山村耕造(Kozo Yamamura)曾将对美日经济结构谈判的不同观点分为四大流派：市场主义理想派、市场主义乐观派、结构主义悲观派和结构主义乐观派，并将“修正主义”归为结构主义悲观派。结构主义乐观派相信美日双边谈判对加速日本经济体制改革和缓解美日贸易失衡的作用，而以“修正主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悲观派则强调结果导向和管理贸易。从“修正主义”的立场来看，由于计划导向、出口55k等日本经济体制的特性，以及日本缺乏明确的权力中心和谈判主体等原因，对日双边谈判必须强调实实在在的结果，这就要求美国设定明确的时间界限和数量目标。这一策略也得到了布鲁金斯学会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Lawrence)、普林斯顿大学阿兰.布林德(Alan Blinder)等诸多美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赞同。
三、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的影响
美国“对日修正主义”提出以后在部分观点得到广泛认同的同时，也受到各种批评。“修正主义”者甚至被冠以“敲打日本者”、“仇日者”甚至“种族主义者”(Japan bashers，Jap bashers，Japanophobes)的恶名。例如有学者认为，只有“顺其自然”而非突出日本的特性，才能更好地维护和促进美日之间的双边关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
国际关系学院(SAIS)院长乔治.R.帕卡德(George R. Packard)、布鲁金斯外交政策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菲利普.特雷齐斯(Philip H. Trezise)等国际关系学者也认为，日本的经济体制与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并无本质的不同，应将美日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美国自身而非日本。哈佛大学的罗伯特.B.赖克(Robert B. Reich)则从国际格局变换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的成因。他认为，除了美国自身的经济衰落之外，“对日修正主义”言论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冷战结束之后，由于苏联解体美国人对自身的国家认同逐渐弱化，因此，一部分美国人迫切需要重新树立一个假想敌。休.帕特里克(Hugh Patrick)、加里.萨科森豪斯(Gary Saxonhouse)、巴格瓦蒂(Jagdish N. Bhagwati)等经济学家则从国际贸易理论出发，认为“修正主义”对日本特质的表述完全是夸大其词，美日贸易失衡更多地是源于要素禀赋差异等基本的经济因素，而非日本的经贸战略和国内体制。在对日贸易策略的选择方面，由于“管理贸易”和“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美国国内始终存在分歧，是否应对日本采取这一策略也难以在学术界取得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