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贸易摩擦中的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研究(5)
2016-02-15 01:37
导读：在美国政府对日经济政策的决策层中，“对日修正主义”同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中，商务部长罗伯特.莫斯巴赫(Robert A. Mosbacher)、
在美国政府对日经济政策的决策层中，“对日修正主义”同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中，商务部长罗伯特.莫斯巴赫(Robert A. Mosbacher)、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Carla A. Hills)、负责国际贸易的商务部副部长迈克尔.法伦(Michael J. Farren)、副贸易代表林.威廉姆斯(S. Linn Williams)、副国务卿理查德.麦科马克(Richard T. McCormick)、财政部副部长戴维.马尔福德(David Mulford)等高级官员均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者的同道中人。尽管如此，在核心决策层及对日交涉的主要部门，传统的对日贸易观念仍占据主流。从总体上看，由于共和党政权较为坚定地奉行经济自由主义，里根及其继任者布什对日经济政策仍不失温和。
克林顿政府执政以后，由于经济利益在美国国家整体战略中地位的上升，“对日修正主义”者提出的贸易策略得到更大的施展空间。在官方场合，克林顿政府的高官对于“修正主义”对日观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克林顿本人对这一理论却不无赞同。在克林顿任期的政府高宫中，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劳拉.泰森(Laura Tyson)、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贸易代表米基.坎特(Michey Kantor)、财政部长劳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商务部长罗纳德.布朗(Ronald Brown)对“对日修正主义”均表示不同程度的支持。上述对外经济决策关键部门的副手对于传统的对日政策更是敬而远之。劳拉.泰森曾明确提出，由于日式资本主义存在着一些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特性，非歧视和国民待遇等传统的美国贸易政策对日本并不适用，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必须实施一种“谨慎的行动主义(cautious activist)”的策略。因此，克林顿政府的对日贸易政策逐渐由“规则导向型”向“结果导向型”转变，追求“数值目标”的“管理贸易”色彩日渐浓厚。作为对里根政府“市场导向的个别领域谈判(MOSS)”和布什政府“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SⅡ)”的继承，克林顿政府启动了“美日贸易框架对话”(U.S. –Japan Framework Talks on Bilateral Trade)，日美双边谈判成为美国在经贸领域向日本施压、促使日本进行体制改革的重要制度载体。对1995年的美日汽车争端等案例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修正主义”者强调的外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当其与日本国内内在的市场化要求相结合时，较大幅度地推动了日本的贸易自由化进程。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从表面上看，美国对日修正主义和日本异质论是美国“感性的、负面的对日观的理论化和体系化”，但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舆论界，“对日修正主义”的出现及其引发的辩论都促使美国从更深的体制角度去思考和分析美日经济关系。正统的经济学者与关注日本的地域研究学者都参与到了美日经济摩擦的研究中。对美日经济关系的解读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实证和定量研究，更进一步拓展到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等视角的定性研究和规范研究。尽管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着过分夸大日本特性和日本经济威胁的倾向，对美国对日贸易政策也存在误判，但随着辩论的深入，美日经济关系的研究更为全面和客观，两国之间处理经贸摩擦的机制和手段也日趋成熟。
出于对未来贸易收益的预期，更出于维系日美同盟关系的考虑，美国对日的贸易制裁仍未脱离“议价工具”的属性。美国并不希望激起日本国内的对美敌对情绪。将日美贸易问题置于日美伙伴关系整体框架下的战略一直牢牢占据着美国对日决策的主流。“对日修正主义”服从于美国国家整体战略的从属地位始终没有改变。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衰退，而美国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新经济东山再起，美国“对日修正主义”失去了其存在的现实必要性，其理论影响进一步消退。尽管随着日美贸易赤字间或提升，美国国内出现了所谓的“新对日修正主义”，但其影响力已不及往日。9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对日经贸政策的重点逐渐转向减缓日本经济衰退步伐，防范地区和全球经济动荡。美国对日观也从80年代中后期的“Japan Bashing”经历了90年代的“Japan Passing”和“Japan Nothing”，逐渐回归到了“Japan Still-Somet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