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与综合(3)
2016-07-02 01:03
导读：三、对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制度变迁动力与方式的分析 1.对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制度变迁动力的分析 两种理论中制度变迁的动力都可以归结到生产力的发
三、对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制度变迁动力与方式的分析 1.对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制度变迁动力的分析 两种理论中制度变迁的动力都可以归结到生产力的发展上。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经济制度的矛盾运动和变迁主体两个方面揭示制度变迁的动力，并分析了两种动力的相互作用，对制度变迁的解释是充分的。诺斯虽然只从变迁主体的动机来揭示变迁的动力，并没有涉及制度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矛盾运动分析，但是从我们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诺斯强调“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其实纵观历史上不同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总体上是由于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发生变化，技术发生变革而导致的。 两种理论的制度变迁的动力说都表达了对和知识存量的重视。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他特别强调技术变迁导致生产力发展，而技术进步速度又主要由人类社会在探索奥秘和生产实践中世世代代积累的知识存量决定。探索自然奥秘和生产实践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可以看出，在马克思那里，学习和知识存量部分决定了技术变迁，从而导致生产力发展，引致制度变迁。诺斯在最近的文章中，也表达了学习和知识存量对制度变迁极为重要的观点[6].他认为，努力理解人类究竟如何学习，似乎是通向理解人类看待周围世界的精神构架的捷径。学习变成了一种经过特定社会文化过滤了的累加过程，而文化则决定着人们对损益的判断。诺斯还肯定了格雷夫在对前欧洲的研究中，将文化置于研究中心的做法。可以看出，诺斯和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的动力说，都注意到了对学习和知识存量的重视，只不过两者分析的视角不同，马克思从宏观的角度考察，而诺斯继续沿用自己的个人主义视角，注重从个体和人认知能力的角度考察。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对学习和知识存量的重视，也给我们在分析中国经济史时以重要启示，那就是注重文化、知识、意识形态等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的制度变迁动力说，各有其适应的层次和范围。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经济制度及其变迁，只在最根本的层次上才是永远成立的。超出这个范围，就不能绝对化。而诺斯的观点，即制度及其变迁决定经济增长，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是可以成立的。但制度及其变迁决定经济增长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如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制度和技术并不是明显存在时，自然禀赋等非制度因素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模式，并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假定经济发展最初阶段的起始点，是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开始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一时期存在的对食物、住所和繁衍的基本需要在不同民族中可能是一致的，而且这一时期存在为数不多的制度安排。只是随着经济发展过程的进一步展开，更多地经过互动演化过程产生的制度约束作用于经济和社会中，从而了以后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模式。但是即使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也是在自然禀赋等非制度因素这一背景下发挥作用，这一点和正式制度也要在非正式制度框架内展开的道理一样。随着制度矩阵的产生、成熟和消亡，对制度矩阵的认知通过知识和学习过程在代际间传承，每一代人所获得的禀赋中，又增添了过去历史继承下来的制度因素，从这种意义上讲，制度成为了更广泛定义的资源禀赋集合的一部分，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对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制度变迁方式的分析 两种理论都认为制度变迁的方式是多样的，而且都做了渐进式变迁和革命式变迁的区分，只不过两者在承认方式多样化的前提下，具体的划分有所不同。马克思出于为无产阶级提供理论武器的目的，更注重对革命式变迁的分析。诺斯深入分析的是“渐进式变迁”与“革命式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连续性变迁”和“非连续性变迁”的划分。诺斯认为渐进式变迁是连续的变迁，其演进过程没有中断；革命式变迁是非连续性的，但是又“很少是完全非连续性的”。 评析哪种变迁理论更有说服力，只进行纯粹的理论上的对比，并没有更多的意义，我们需要的是对中国经济史中制度变迁的实证分析。在传统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中，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和分析，正如费正清所说，中国历史变迁中存在一个盛衰周期，有统一的大帝国的长期稳定存在，这种超级稳定结构有时会延续数百年，又有统一政权的分崩和瓦解，往往表现为大规模的内战和人口锐减。对这种稳定与突变，用某种理论进行简单地归类，其价值并不大，我们需要更加适用的工具进行更加准确地描述与分析。青木昌彦在《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中，利用演化博弈论作为工具，对经济体制的稳定与进化，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分析；张旭昆在《单项制度演化方式浅议》一文中，利用博弈论将单项制度演化划分为个体式、协议式和强制式三种方式，认为马克思和诺斯的制度演化方式论是可以互补的、可综合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博弈论，特别是演化博弈论的发展还并未十分成熟，制度变迁的形式又往往是以矩阵、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互动的形式进行的，同时还要受到历史偶然事件和因素的影响，强制性制度变迁又常常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相伴相随地发生等等，所有这些都给我们对中国经济史中制度变迁方式的分析增加了困难，但我们确信，这些却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