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述评(2)
2016-07-07 01:02
导读:在实证研究方面,把体制改革作为影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因素,学者们对此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对于以二元结构转换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对收入差别产
在实证研究方面,把体制改革作为影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因素,学者们对此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对于以二元结构转换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对收入差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否存在收入差别“倒U”曲线,如何看待库兹涅茨“倒U”曲线等问题仍存在较大的争论。李实等(1999、2008)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主要是制度转型造成的,传统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些制度和政策,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驱使下形成的有悖于市场体制规则的制度和政策,政府对市场缺失和市场扭曲采取的不作为态度,对资本节制和劳动保护的不足,成为了最重要的因素。而他们利用中国分省和分县的横截面数据对“倒U型”假说进行过验证,得到的结果没有对该假说给予统计上的支持,因而他们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变动并没有推动居民收入差距“倒U” 的变动,必须从其他方面来寻求解释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王小鲁(2005)发现收入差距还有继续上升的明显趋势,其下降阶段不能确证。黄泰岩(2002)认为库兹涅茨的“倒U”假设是经济增长型“倒U”假说,而我国是制度变迁型,库氏假说只能部分解释我国个人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目前我国的制度变迁型假说在实证检验上只能检验“倒U”曲线的前半段。周文兴(2005)从动态以及一般均衡的角度研究,发现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有长期均衡关系。
对于能否直接将“库兹涅茨倒U曲线”应用于中国的情况,陈宗胜(2002、2008)指出,库兹涅茨的经典研究所依据的是私有经济的条件,在公有制或者以公有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的条件下,决定收入差别的基本因素及其决定机制与私有制经济截然不同。将中国经济中的收入差别“倒U”趋势也作为库兹涅茨“倒U”曲线,实在是一种缺乏分析的误解。对于能否用现阶段的横截面数据来检验“倒U”假说,陈宗胜认为“倒U”曲线是不同发展水平上关于收入差别的变动轨迹。如果只用某一发展阶段或大致相同收入水平的资料进行回归分析,其数据基础就是不恰当的。中国目前整体上仍处于中下收入水平阶段,并且各省市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在近十几年中都几乎没有例外地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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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总体收入差距与测度方法
关于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的研究,由于使用的数据不同,测度指标和计算方法也不一样,学术界对全国收入差别总体基尼系数的测算结果不一致。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目前至少超过了0.4。
一部分学者利用微观的调查数据对我国总体基尼系数进行了测算,李实等(1999、2008)利用1988、1995、2002年的全国调查数据测算了三年的全国基尼系数。但这些调查只是在个别年份进行的,无法获得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忽略了中间年份的时序变动情况①。
大部分学者都利用统计数据来测算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由于目前统计部门调查的收入数据都是城乡分离的,必须采用分解方法测算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因而,基尼系数的分解分析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出现了不少分解方法,同时也产生了较大的争论。学者们对分解方法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和处理城乡居民收入交叉项上。陈宗胜(2002)利用“分层加权法”和“城乡加权法”计算了1988~1998年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向书坚(1998)引用Sundrum提到的一个分解公式,用“分组加权法”计算了中国1981~1995年的总体基尼系数。董静(2004)在“分组加权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修正城乡加权法”,对我国1988~1999年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作出了实际推算。
基尼系数到底能否完全分解?学者们做了大量的探讨。金成武(2007)认为不可能一般性地实现并组或并类基尼系数按组或按类“完全分解”,且使分解后各项均有明确的经济意义。李虎(2005)认为由于交叉项的存在,基尼系数只能对不同收入群体进行有限的分解,对群体内基尼系数的进一步分解是极为勉强的。只有当各群体收入重叠程度较低时,方可对交叉项进行忽略,此时对群体内基尼系数的进一步分解才具有较清晰的经济含义。程永宏(2006)将总体基尼系数分解成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两个部分,并重新定义了一个城乡混合基尼系数指标。他认为该城乡差距指标将各组内部差距(即城镇和农村各自内部差距)纳入组间差距指标(即城乡差距指标),满足“除组间差距指标以外的其他大部分可分解性条件”,而且无需“城乡收入分布不重叠”的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