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交易成本框架下的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研究(2)
2017-08-05 01:35
导读：史普博（1999）认为，将规制视为行政性契约（administered contracts）的观点，没有必要建立在规制者以消费者的代理人身份行事的基础上。规制者可能寻求实
史普博（1999）认为，将规制视为行政性契约（administered contracts）的观点，没有必要建立在规制者以消费者的代理人身份行事的基础上。规制者可能寻求实现某些长远的目标，既要考虑生产者的利润，又要考虑消费者的偏好。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固定投资的风险弱化与契约下创造有优良绩效的积极性二者间的最优关系。
将威廉姆森抵押品理论应用于政府及其公民间的双边治理，政府必须给公民以抵押品来做出可置信的承诺。诺思和威格斯特（North＆Weingast，1989）认为政策制定者可以由两种途径实现可置信承诺：一是设置“负责任的行为”的先例，承诺一系列他们将坚持的规则；二是被强制遵守一系列规则，不能允许偏离来扰乱承诺。他们认为宪法和法律对政府做出可置信承诺至关重要，因为它们限制了政府对产业的随意干预。否则，当政府遭遇财政赤字时，就可能出现不负责任的行为。
因此，如果网络型公用事业要在私有制下成功运营，就需要有一套可信的规制系统，这样企业才会相信规制者允许它们在过去的投资上获得合理的回报率。如果规制者违背给企业以合理回报率的承诺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或者通过法律来约束违约行为，那么规制可信性就提高了。纽伯里（2002）认为，对于像电信这样服务于快速发展并且是奢侈品市场的技术创新企业来说，比起像电力这样发展迟缓并且是大众市场的技术成熟型企业，前者违背规制契约的成本较高。利润变化越大，越难维持规制可信性，因此把收益与成本紧密相连的规制系统不太容易被规制机会主义钻空子，但这种规制系统对降低成本提供的激励是不足的。
贝克斯等人（Backx，Carney＆Gedailovic，2002）的研究也表明，在民营化计划中，特别是在政府可以通过规制或政策来干预和影响企业后续绩效的情况下，由于民营化后政府的机会主义导致较差绩效会降低未来资产出售的利益，作为资产出售者的政府，做出可信性承诺对于实现资产的真实价值是重要的。例如，西班牙企业民营化后较差的绩效要求国家对以后资产出售大打折扣，在某些情况下提供了特许“财政返还”（money－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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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产权改革还涉及到产权改革的最优路径，主要包括产权改革的速度和顺序问题。沃尔斯顿（2003）的研究表明，民营化之前确立规制机构和相关规制体制，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投资者购买公司时意愿支付的价格，实际上代表了对产权改革支持的增强。卡茨和欧文（Katz＆Owen，1993）使用动态最优化方法，围绕产权改革的速度研究转轨的最优路径，认为在经济转轨初期，实施激进式的私有化改革并非政府的最优选择。阿根亚和布兰查德（Aghion＆Blanchard，1994）强调私有部门新增
就业岗位对成功实施产权改革的重要意义，并且分析了失业对于私有部门发展的正负两方面作用。
支持激进改革的观点主要考虑到改革的逆转问题。其理由在于，快速改革能够建立起路径依赖，实施的政策因而难以逆转。大量的重组形成了重构行为的规模经济性，避免了零碎的、耗时漫长的改革行为所导致的高规制成本。并且，由于快速改革帮助新政策获得可信性，阻止了特殊利益集团反对改革的联合抵制行为，有助于规制改革的成功实施。
但更多的研究倾向于支持渐进改革的积极意义。其理由在于，快速私有化对非逆转政策效应并非必要。国有化的政策逆转更可能发生在休克疗法并不能将私人投资吸引至私有化临界值之上的情况下（Laban＆Wolf，1993）。由于重构的路径依赖，改革计划的成功实施在早期减少了改革的不确定性，建立起政策可信性，有助于后期更艰苦的改革计划得以实施（Dewatripont＆Roland，1995）。斯蒂格利茨（2003）介绍了支持渐进改革的两个理由：一是政府承诺不扭转改革的方向，并在比较有希望成功的领域进行改革，在合理预期的影响下，投资者会考虑政策的举措，并在成功实践的带领下参与改革。二是在转轨过程中，渐进改革有助于学习，避免了激进改革容易引发的“信息超载”（information overload）和信息损失问题，从而有助于改革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