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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经济发展的模式约束与转型

2017-09-02 01:23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经济发展模式与区域经济增长有很高的关联度，湖北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受发展模式的约束，发展模式转型是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构建了湖北经济发展新模式及其内涵与特征，对湖北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条件与障碍进行分析，提出培育湖北经济发展新模式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湖北发展模式约束转型

　　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所选择的具有地区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 经济发展模式与区域经济增长有很高的关联度。湖北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受既往经济发展模式的约束而未能突破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本文分析了湖北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及其转型的必要性，构想了湖北经济发展新模式及其内涵与特征，并对湖北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条件与障碍进行分析，提出培育湖北经济发展新模式的政策建议，以期对促进湖北经济发展、实现中部崛起有所裨益。
　　
　　湖北经济发展的模式约束
　　
　　（一）湖北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模式
　　湖北在历史上曾经几度辉煌，可是，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落伍了。湖北也不甘落后，为了改变落后局面，在1987年率先提出了“中部崛起”的口号，可至今不仅没有“中部崛起”，反而“中部塌陷”了，而且湖北在中部地区也是塌陷的。据湖北省统计局资料表明，2005年湖北省GDP总值在全国排第13位，人均GDP排第19位。2006年1-6月份，全省GDP总值为328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4%，是近十年来湖北省历史上同期的最高增速，但在全国31个省市中，湖北省处于中等水平，居第16位，在中部六省中居第三位。与最近两年同期相比，湖北GDP占全国的比重也在持续下滑。湖北产业结构也不合理，2005年湖北三次产业结构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第一产业的比重偏高，高出4.1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偏低，低4.5个百分点。和H·钱纳里等人建立的多国模型标准结构相比，2005年湖北人均GDP总量按汇率计算大约为1408美元，通过与人均1000－2000美元的标准结构相比，第三产业的比重低近10个百分点。和2004年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1580美元）的平均产业结构12.0：36.9：51.1相比，第三产业的比重也低10多个百分点。从产业内部结构来讲也不合理，第一产业内农业比重偏高；第二产业内工业比重偏低，支撑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2005年重工业所占比重高达73％左右；第三产业内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相对较慢。2005年湖北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166.66，比全国平均值低10.5个百分点。就是与中部地区相比，大部分经济指标增幅均落后于周边省份。
　　无论区位、人才、资源因素还是产业基础，湖北似乎都不应该经济“塌陷”。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受经济发展模式的约束。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湖北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色是“政府驱动、国有主导、产业重化、城乡分割”。这种发展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对拥有武汉这个特大中心城市的湖北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转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后，这种发展模式的约束作用就明显地暴露出来：制度创新能力不强，国有经济活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协调，市场发育不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非公有经济发展滞后，微观市场主体力量弱小，难以产生诱致性制度变迁，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与竞争力。经过一定时期的累积影响，湖北经济就呈现整体性下滑趋势。虽然湖北为了扭转经济下滑趋势而制定了激动人心的发展战略，并采取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却未能突破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选择和培育一种适宜湖北省情的匹配性发展模式去具体落实这种发展战略。正如确定了方向和目标以后，是选择乘飞机或汽车去，还是步行去，速度却大不一样，是同样的道理。
　　（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比较及思考
　　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省的经济发展证明，经济发展模式与区域经济发展有很高的关联度。匹配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正效应，非匹配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产生负效应，即约束作用。目前，理论界根据各地经济发展路径总结出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不下10种，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闽南模式、沪郊模式、青岛模式、湛江模式、浦东模式等等。其中四种模式最具代表性：
　　第一种是苏南模式，这是形成于江苏南部苏锡常地区并包含了浙江北部杭嘉湖地区的一种发展模式。从体制上看，这种模式主要依托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组织载体，融入上海等大城市的生产链、供应链与销售链，参与分工、合作。最近若干年来，苏南模式覆盖的区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外向型发展的新特色。第二种就是发端于温州地区的温州模式，由于它已不再局限于温州行政区内，而是扩展到台州、宁波、绍兴、金华和杭州部分地区，是目前浙江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也可以称为浙江模式。它是“温州模式”的更新和扩展模式。温州模式“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民间诱致型制度创新为动力，以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发展为主线的内发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或是以发展个私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第三种是珠江模式，即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借助珠江三角洲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大量利用侨资，以三资企业为主要组织载体，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加工方式，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第四种模式是青岛模式，青岛模式主要依靠海尔、海信等十大集团企业支撑区域经济发展，他们的贡献占整个青岛经济的50%以上。青岛的民营经济相对不发达。
　　凭借四大发展模式，苏南、温州，珠三角、青岛都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块状经济”区域发展格局，已经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奠定了领先地位，相对应的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省的GDP总值和人均GDP值均在全国名列前茅，而且从改革的进程和发展的势头看，四者均走在全国其它地方的前面，步入了良性的经济发展路径。这是匹配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正效应的典型范例。选择非匹配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负效应而导致经济落后的地区就不一而论。
　　从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诸如地理优势、资源优势、历史和文化优势，甚至制度优势，但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经济发展模式。论比较优势，湖北不逊于上述四地，可能落后的是制度创新优势，但制度资源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不可否认，制度是—种稀缺资源，但如果善于将制度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就会促进经济发展。否则，制度资源就会变成经济发展的阻力。珠海就是珠三角最典型的例证。珠海是珠三角第二个经济特区，拥有五个国家、省级开发区，毗邻港澳，有水、陆、空交通便利，与珠三角其他地区享有同样甚至更优越的制度资源，但珠海经济综合实力、经济质量均不如“四小虎”。与深圳相比，十年前，珠海一年的经济总量指标相当于深圳的一个季度；十年后，珠海一年的经济总量指标只相当于深圳的一个月。从根本上讲，就是珠海“发展模式约束”而致。
　　根据路径依赖理论，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因为历史和文化的导向作用，它会使具有相同或类似条件的经济区域选择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沿着既定的制度变迁路径，使经济发展模式的变迁有可能进入一种良性循环，也有可能沿着原有的错误路径继续发展，甚至被锁定（lock-in）在一种低效的状态下，陷入制度变迁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这个理论揭示了湖北具有较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而经济却陷入“中部塌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一直没有跳出既定的低效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陷阱”，长期受到非匹配性发展模式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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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经济新模式的内涵与特征构想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是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问题在于，转型后的湖北经济发展新模式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具备什么样的本质内涵与基本特征？
　　（一）新发展模式的内涵
　　从目前各地总结出的经济发展模式来看，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等，都是以模式产生的区域命名的，构成发展模式的核心是产业，支撑发展模式的基础是资本，推进发展模式的动力是市场或政府，因而构成和区分不同发展模式的主要内容包括产业结构、产权结构、动力基础即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由于受非匹配性发展模式的约束，湖北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国有企业多，国有经济比重大，乡镇工业不发达，农业产业化落后，农民收入水平低，个体私营经济不发达，市场主体的内驱力不强大，根据这种落后的经济社会结构，与湖北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新模式可以构想为“湖北模式”或“荆楚模式”，其主要内涵应该为：以政府强制性制度创新为动力，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产权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从城市向农村推进，创造性地破坏国有经济垄断秩序，通过招商引资和培育民间资本，实现引进发展与自我发展相结合，促进工业化和市场化发展。“湖北模式”的内涵包含了五个要素：一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二是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本积累及其解决途径；三是经济发展所依赖的产业结构；四是经济发展的区域推进模式；五是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市场环境。
　　（二）新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
　　“湖北模式”内涵的表述可以具体解释为四个基本特征：第一，经济发展的发动方式应该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而非自下而上的民间诱导，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应该是政府强势干预下的制度创新。由于湖北的微观市场主体力量薄弱，难以产生“诱致性的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在湖北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更加彰显，外部力量的作用突出，湖北经济发展道路的演进路径需要外部的行政性力量来引导。在现实条件下，“湖北模式”还只能是一种政府驱动模式，而不是市场驱动模式。第二，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在大城市应该是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农村小城镇应该是“低、小、集、散、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梯度产业结构，统筹解决城市与农村的产业链衔接问题和解决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过剩与转移问题。产业结构的“高、精、尖”与集约度只能取决于湖北城市与农村小城镇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第三，区域发展推进模式是“一圈一带”，即武汉城市圈和长江带。依托武汉城市圈，以武汉市为动力源和中心，向武汉城市圈四周辐射，从城市向农村推进，从东部城市沿长江带向中西部发展，以工业化的发展带动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虽然湖北的城镇化水平已达到43.7%，但小城镇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农村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必须将农村小城镇工业化的发展作为振兴湖北经济的突破口。第四，经济发展的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聚集问题，根据湖北的情况，必须通过三种途径解决：一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国有资本，二是政府招商引资，三是培育调动民间资本，实现国资、外资、民资“三轮驱动”。东南沿海经济强省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是民营企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内发性、自组织性和可持续性，而湖北民间自主解决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聚集问题的能力较差，导致湖北经济发展缺乏内发性、自组织性和可持续性。政府不仅要肩负提供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责任，还要肩负招商引资、培育民间资本的责任。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湖北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条件与障碍分析
　　
　　匹配型发展模式的确立与形成要立足于区域内的比较优势或诱导比较优势的产生，规避或弥补比较劣势，消除障碍因素。
　　（一）湖北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有利条件
　　应该说，实现湖北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培育“湖北新模式”具有一定的有利条件，湖北经济发展具有一些独特的比较优势。湖北有着雄厚的工业基础，便捷的交通通信，活跃的商业贸易，发达的科学教育。更为难得的是，作为湖北的省会城市、华中地区唯一的特大中心城市，武汉具有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论市场，武汉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二位；论人才，武汉的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论工业基础，武汉以光电子产品制造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汽车和钢材制造业在全国名列前3位；论商务成本，武汉的房地产价格仅为上海的1/3，劳动力成本则不到上海的1/3。九省通衢的武汉，古有“货到汉口活”的说法，至今仍是全国的商贸、物流中心。作为横贯东西的长江、沪蓉高速和纵穿南北的京广铁路、京珠高速的交汇点，武汉与北京、天津、上海、香港、重庆、西安的距离都在1200公里左右。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使武汉具有不可替代的“节点传导效应”。古代荆楚文化底蕴厚实。晚清张之洞治鄂期间在湖北修铁路、开矿山、建工厂、练新军、兴学校、办实业，使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发达的地区，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城市，在客观上为湖北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
　　（二）湖北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障碍
　　长期以来湖北都有一种“优势情结”，乐道于自己的优势，而不认真反思制约经济发展的根源。从表面上看，制约湖北经济发展的因素有资金不足、资源短缺、产业结构失衡、市场化改革滞后等多重因素，其实，制约湖北经济发展的根本障碍不是这些“硬件制约”，而是“精神制约”，“精神制约”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大于“硬件制约”。“红金龙”的一句广告语“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就阐明了这个哲理。深受制度学派经济思想影响的西蒙·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中也提醒人们不要忽视经济增长的“观念基础”。他把这种影响一个经济时代的“经济观念”称之为“时代精神”，并认为它与代表时代特征的技术和创新一样意义重大。开放、世俗、平等这三种精神特征的结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基础。在湖北，这种“精神制约”具体表现为官本位严重，政治意识过浓，观念保守，制度执行力不强。这种“精神制约”影响了湖北的制度创新能力，阻碍了经济发展模式的及时转型，进而制约湖北经济的发展。
　　湖北在全国历来就是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地区或省份，强政府，弱社会，厚实的政治文化积累强化了荆楚社会的官本位，人们崇权鄙商，追求社会威望和政治权力，以做官当权为荣耀，权力产生的溢出效应导致权力崇拜，缺乏现代市场经济增长赖以生成的时代精神：开放主义、世俗主义和平等主义。社会、政治的细胞多于市场经济的开放、改革的细胞，社会活动、经济活动政治化而不是生活化、市场化，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深深地支配和束缚着一些政府部门，缺乏进取开拓精神和敢试敢闯的勇气。比较迷信依靠政治权威解决利益问题，政治参与欲望普遍强于对物质利益的关注，对变化了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所带来的机会不太灵敏，不能更主动迅速地把握住。在社会发展问题上，政府作为政策制度供给者，过多地考虑中央政策的权威性和统一性，习惯于向中央要政策而不善于诱导政策创新，较少考虑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殊制度创新需求导向，制定的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缺乏创造性和开放性，制度创新能力不足。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这种超强官本位和政治文化抑制了本就微弱的民间创新动力和市场化进程，“沙化”了体制创新和市场化改革的“土壤”。
　制度供给过程中的“执行能力”决定着制度创新的最终结果。一种制度产品的“研究与开发”要经过重复博弈的过程，从头脑中的构思到现实中的行为，要有甘冒风险的勇气和果敢的举动，越是文化积累厚实地区的制度创新受到“传统”的约束越多，创新的路径依赖性就越强，制度供给过程中的执行阻力也就越大。早在1984年，“成本控制论”在武汉几家企业试验，并大见成效时，它被扣上一顶“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而无奈退出改革舞台。当山东的“晨鸣模式”着陆江城时，有人上访告状，有人到处找“说法”。这两个案例印证了制度供给过程中的执行能力对“湖北模式”的创新以及实施结果的重要影响。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促进湖北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对策建议
　　
　　（一）转变思想观念
　　鉴于“精神制约”是阻碍湖北发展模式转型与经济增长的根本障碍，转变思想观念，解除“精神制约”乃是湖北当前的首要任务。各级政府部门要带头弱化官本位和政治文化，从制度上和法律上消除权力寻租产生经济利益行为，培养开放、世俗、平等的“时代精神”，使人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经济活动而非宗教、政治或艺术的活动，增强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制度执行能力和民间创新动力，提供体制创新和市场化取向改革的“精神基础”。
　　（二）明确湖北发展新模式的培育思路
　　要培育“湖北模式”，首先要明确其培育思路。思路不明确，则无处着力。根据“湖北模式”的内涵结构，“湖北模式”的培育思路包含以下基本内容：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即是依靠政府强制性制度创新推动还是依靠市场力量诱致性制度创新推动，还是二者结合；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本积累及其解决途径；经济发展所依赖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的区域推进模式；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市场环境；经济发展的观念基础；“湖北模式”的特色化，即立足于湖北的特殊省情，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围绕上述思路，结合湖北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确立和培育适合湖北省情的“湖北模式”，促进湖北经济高速增长。
　　（三）正确定位政府的强势作用
　　从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历程的总体情况看，对于市场主导性经济发展来说，一个功能强势的政府不是好事，反而往往是件坏事，因为它抑制了市场力量的解放和张扬与经济主体精神的解放。由于历史的原因，湖北各级政府的强势作用比较突出，它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意义要作具体的评价，不能一概否定或肯定。就目前而言，必须对各级政府的强势作用正确定位，发挥其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功能，正确发挥这种外部力量的作用。一是利用政府的强势作用，推动制度创新，增强制度供给能力，弥补市场与民间诱致性制度创新动力的不足；二是利用政府的强势作用，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三是利用政府的强势作用，促进思想解放和观念创新，破除官本位和官僚体制，倡导与发展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务实、创新、开放的经济观念；四是利用政府的强势作用，招商引资，培育民间资本，发展民营经济。五是要弱化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强势作用，弱化政府配置市场资源的功能，强化服务和协调功能，减少官员违背市场规律和经济发展自然规律的行为，防止出现干部经济模式、政绩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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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从本质上看，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分别代表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三种模式。从改革发展的情况看，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还有可能成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三大模式，或者也可说是非公有经济的三大模式。按照所有制结构的评估，浙江的民营经济在全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仅早已突破了一半，而且接近了90％。有的学者对温州模式作出更为实质性的概括：民办，民营，民有，民享。江苏、浙江、广东等强省经济无不是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比较起来，湖北的国有经济基础厚实，非公有制经济成份比重偏低，在全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只有44%，和全国及中部地区其它省份相比，湖北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则显得相对滞后，非公有制企业数量少，品位低，受到种种有形无形的抑制，个私经济的政策环境还不够理想，重外资，轻内资，重国有，轻民营，民间生产力没有得到很好的释放，成为湖北经济发展的“短腿”。政府应着力建立新的资本运行主体，放手发展个私经济、混合经济，为民营企业营造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竞争环境。这一环境是投资环境最重要的方面，也是招商引资最有效的途径。将发展民营经济与实现农村工业化战略、农村城镇化战略，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结合起来。发展民营经济，培育微观市场主体，增强经济发展的内源性和可持续性，是“湖北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
　　（五）推进市场化发展
　　与沿海省份经济体系相比，湖北的反市场或压抑市场的逆市场行为特征更为明显。市场化的发展对湖北意义重大，不仅关系到“湖北模式”的培育，更关系到湖北经济的最终发展。现实表明，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市场的力量和货币的力量对于真正启动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市场化是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是企业生长的土壤，是渐进型改革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重要精神资源。鉴于此，湖北各级政府在争取政策资源、推进制度变迁的同时，要同步进行市场力量的解放和经济主体精神的解放，启动市场化资源配置方式的革命，快速推进市场化的发展，逐渐减弱政府的干预作用。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参考文献：
　　1.罗卫东，许彬.区域经济发展的“浙江模式”：一个总结.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J]，2006（1）
　　2.新望，刘奇洪.“苏南、温州、珠江模式之反思”.中经网，2001-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