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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根源說「道」,是優先於一切的,但「道」要彰顯,這個時候道是如何可能彰顯?是因為人的觸動使得道彰顯,而道跟人的關係,是一個交與參贊而不可分的總體。人基本上是在「道」之中,你不能說我設想一個跟人無關的道,人已經在這個世間裡面,我們不能設想一個「我」來看這個世界,在這世界之外來看這個世界。我已經進入這個世界,所以我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是經由這個主體對象化活動而看這個世界。我參贊這個「道」的時候,是因為我預取了參贊的可能性。;
在華人文化傳統裡面強調的是一個總體的根源,而不是一個絕對的他者。我現在的提法與牟先生比較大的不同的是﹕牟先生有一個傾向全部都收攝到「本心」、收攝到「良知」,再從這裡往外說,收攝到了道德主體說。這一點,我的看法不同,我以為人必須放到整個天地人我萬物來說;道德是在天地人我萬物中發生的,認知也是在天地人我萬物中發生的,而不是在人展開認知後才發生了天地萬物,不是人在展開道德實踐之後才發生了天地萬物。關於這一點,我非常注重「場域」(「天地」)的概念。關於這個概念,在中國哲學上的地位很重要,道家就強調這個東西,牟先生認為道家是「主觀境界型態的形而上學」,我認為道家不只如此。我認為道家講求的是「人我萬物通而為一」的根源總體之彰顯,從那個地方說。;
牟先生太強調道德主體的優先性,他把天地萬物都收攝到我的主體上,這雖然不是獨我論﹔但推極而致,卻會有這樣的可能,甚至會導致無世界論的傾向。因此,我注重的是那個場域,我注重的是天地人我萬物通而為一的總體根源,但是,它的落實必須經過場域、天地,來彰顯。天地、場域是人的主體作用於其中互動發生的,並不是人的主體作用了以後它才發生的,而是人當下觸動一體呈現的。;
七、文化教養﹕暢其欲、通其情、達其理,上遂於道;
就前面所論「心性結構」而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我所作那麼一個上下的區別並不是就價值說,而是就結構上說,因為不能夠沒有上、下之別,下代表的是落實,上代表的是根源。所謂「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氣」,「形」是「形著義」,上、下有所別,然「道」和「器」仍是通而為一的。即此一「心性結構」是就人的心靈來說,是就人的活動而言,所以它是一個不可分的整體,心識的活動必須要跟身連結在一塊兒,是總體的。雖然是不可分的總體,但基本上是我們人都有這麼樣的一個現象,而最重要的即是如何恰當理解。「道、理、性、心、情、才、欲」是通而為一的。這樣才是充實而飽滿的「人」的顯露。所以在這方面,王夫之說的最好,王夫之認為一般所說的縱欲根本是遏止欲望,是縱一欲而扼百欲。我們應該正視欲望本身的重要性,所以不能夠壓制欲望去呈現天理,你壓制欲望去呈現天理的「天理」本身就有壓抑性了,而那樣的一個專制化壓抑性的「天理」是會有問題的。這就是我反對「存天理去人欲」的絕對化發展,我認為應該強調理欲合一,中國基本上是一個節欲的概念,而不是一個禁欲的概念。;
因此,在我的想法裡面,就是生長,教育不是控制、教育不是壓抑。而所謂生長是必須要「暢其欲,通其情,達其理,而上遂乎道」。教育不是交給人們生存的基本能力而已,它也要教人們如何恰當而安適的生活,更進一步的它要教給人們一個生命意義的認定,此三層次:「生活的安頓」、「生存的基本需求」、「生命意義的認定」,在教育裡面都必須被滿足。且必須要以「生命意義的認定」作為根源的一種追求,必須把它放在我們的教育中,作為最為根源性的一種要求,作為一核心。那如果把這個地方拿掉了,只強調生活的安適以及生存的基本需求,基本上這是一個「沒有頭」的教育哲學。但儘管沒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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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可能沒有頭,它是以目前既有的、最強大的歷史的現實驅迫力:「消費化」、「現代化」、「合理化」、「工具化」等為其核心,但其實人在其中逐漸疏離自己,這是現代人最大的危機。;整個目前基本上它是為了資本主義化、消費化、現代化、合理化甚至人的工具性、人的非人化服務。這聽起來很可悲!教育本是要求人化,結果非人化。這是一個逆轉,我名之為「錯置」。其實我們就要好好正視東方的教育哲學:東方的教育哲學傳統非常強調人作為人這個存在-這個「我」本身是一個執著性、染污性,是一個殘缺的、不完整的,所以必須經過心性修養、的教化,不斷地陶治而讓自己才能回到人之本身性。儒學如果不去面對剛才我們所講的問題,你談那麼多形而上的、那麼高明的,那個儒學真的也不用了。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必須要面對。「士以天下為己任」。「士」就是對於『生命意義的認定』能夠追求與探索的人。這個傳統一定要有、一定要保住。如果沒有了,那就糟了。這就是「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這個是很重要的。在儒學傳統中,這個部分我們認為是精神所在、神髓所在。所以我們自己認定上是什麼,這很重要。教育並不是教每一個人作為一個在世俗之流裡頭如何生活跟如何生存的人而已;因為世俗之流如何生活、如何生存,它要如何可能,必須要有一群人對於生命意義的認定,這是非常重要。如果這個沒有,沒有生命意義的價值認定的這一群人,那個生活的安頓以及生存的基本需求,到最後它就會被人們目前既成的整個意識型態拉過去,就會朝向一個最強大的驅力往下走,而往下走的後果就是文化的衰頹、文明的破滅,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們可以去想:為什麼人類文明裡有很多文明都斷裂、破滅過?唯獨中國文明一直發展,綿延不絕。怎樣會斷裂、怎樣會破滅呢?就是你要往下趨的力量超過了你要往上的力量,就是你對生命意義的認定方面力量不夠,被整個生活的安頓以及生存的需求的驅力給吞沒掉。;
八、社會﹕從「血緣性縱貫軸」到「人際性互動軸」之建構;
在我的理解裡面,我認為傳統儒學是在血緣性的縱貫軸之下所發展出來的。所謂的「血緣性的縱貫軸」,是在帝王專制時代以「宰制性的政治連結」為核心,以「血緣性的自然連結」作為背景,而以「人格性的道德連結」作為方法或工具,就在這種情況之下所發展出來的。這樣所發展出來的,它是適應於一個小農經濟、一個家族社會、一個帝皇專制這樣一個結構。清朝中葉以後,由於西風東漸,已經告訴我們這套結構是必然要解開的;到了民國,這套結構其實已經解開了﹔所以儒學它有著一些新的發展的可能。這新的發展的可能就是它已經不再是個宰制性的政治聯結的構造,它必須以原先的血緣性的自然連結跟一個人格性的道德連結,作為一個重新構造的背景跟可能性,去構造一個新的東西。而要構造一個新的東西,其實就必須從宰制性的政治聯結轉出一個契約性的社會連結,而要從血緣性的自然連結轉出一個契約性的社會連結,必須瓦解了宰制性的政治聯結而轉出一個委託性的政治聯結。委託性的政治聯結就是現在的憲政的國家概念,所謂契約性的社會聯結就是現在的公民社會的概念,必須在這樣的一個現代的民主憲政國家、一個公民社會底下才能夠有恰當的長養、生長,在整個發展過程裡面。我想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必須去正視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