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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朱子與陽明的工夫皆是一磨心的下學工夫,即是克除私欲爲事,而使爲私欲所蔽的心復明也。因此,從象山開始的辨道問學(知)與尊德性(行)之先後的問題,並以此作爲判分朱陸之不同的根據,實在是個僞問題。真正重要的差別不是在朱子與象山及以後的陽明上,而是發生在朱子與其同時的湖湘學派上,朱子發揮了伊川的學說,而湖湘學派則上承明道、上蔡以來的這個傳統。伊川—朱子—象山—陽明皆是要做那克私欲、正念頭的下學工夫,使胸中所存無非天理,久之,自有個上達處。不論在未發時主敬(此派尤重視靜坐,然其目的不在於體驗本體,而在於閑邪存誠),還是在已發時致知,皆是要“存天理,滅人欲”。這種工夫用朱子的話來說便是,只有下學工夫,而沒有上達工夫,準確地說,朱子認爲下學而上達,上達是由下學而來,上達乃是下學工夫到一定地步以後的境界、效驗,故不可作爲一種工夫,一種學者入手的地步。而明道—上蔡—湖湘學派則不同,一下手便是以體驗本體之上達爲事,然後加以涵養之功,久之,則自有個克己的下學工夫在其中。此派雖重視體驗本體,卻不重視靜坐,而強調上達乃是一已發時工夫,即在應事接物時去驗驗那個天下之大本。
因此,舊來學者常常在工夫論上以格物致知(道問學)與誠意正心(尊德性)之先後判分道學源流爲心學、理學之不同,而未注意到不論心學還是理學都是強調以誠意正心爲先,更未注意到在從明道至朱子這一段學術史判分工夫的不同是以下學與上達之不同而展開的,即明道、湖湘學者乃是以上達爲入手工夫,而下學作功效看;伊川、朱子則以下學爲入手工夫,而上達作攻效看。而象山及後來的陽明都屬於下學派,即不論以格物致知爲工夫,還是以發明本心、致良知爲工夫,都注重的是克己之下學工夫,而將上達看作下學既久而有的境界。
當然,我們這樣說時,並不是否認朱子與象山、陽明的區別,但這個區別是在下學派內部的不同,而且,我們著力強調的是,陽明所批評的“知而不行”是不足以用在朱子頭上,更準確地說,知行先後問題本不足以來說明他們學說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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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大概後來朱子亦明白湖湘學者所說的識仁是作爲學者入手之工夫,於是,朱子又將之理解爲“識仁之名義”,如《朱子文集》卷三十一《答張敬夫十六》云:“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卷三十二《答張敬夫四十四》云:“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在朱子看來,識仁之名義是可能的,不過,當朱子如此說明時,不僅與明道“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語相違,且與湖湘學者所說的識仁依然不同。因爲,在朱子那裏,識仁並不具有一種工夫論上的意義,而僅僅是在書本上講求而已。然而,即便朱子是如此領會湖湘學者之識仁的,他仍然提出了兩點批評:其一,識仁之名義須在愛處推求,即把握仁之爲體而愛之爲用,則仁是愛之所以爲愛,此爲朱子所說的識仁名義之法,而湖湘學者以“萬物一體”言仁則是“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其二,識仁與爲仁不同,識仁是體會仁是愛之體、愛是仁之用的道理,而爲仁則是克己復禮的工夫。因此,當朱子將識仁與爲仁區別開來時,實際上就將那層工夫論上的意義從“識仁”中去掉了。
② 劉蕺山曰:“此程子見道分明語也。乃先儒以爲地位高者之事,非淺學可幾,學者只合說克己復禮爲仁。周海門深不然之,以爲不識仁而能復禮者,無有是處,極爲有見。”(《明道學案》)劉蕺山此段評語說的極是精當,即認爲須是先以體證本體之“識仁”爲工夫,而後方能行克己復禮之“爲仁”工夫,即先察識而後涵養也。
③ “造道之言”這個概念出自伊川。或問橫渠地位未至聖人,然其《西銘》如何說得這般好,伊川對此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盡高,言盡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它見識。”(《遺書》卷一八,伊川先生語四)朱子在此借用這兩個概念,以爲明道天資好,故能發此“造道之言”,然地位終未至此,故不足爲“立德之言”也。
④ 《語類》卷一百一載:“五峰曾說,如齊宣王不忍觳觫之心,乃良心,當存此心。敬夫說觀過知仁,當察過心則知仁。二說皆好意思。然卻是尋良心與過心,也不消得。只此心常明,不爲物蔽,物來自見。”據此條推斷,五峰未提出“觀過識仁”說,而係南軒提出此說。
⑤ 朱子則將識仁這一段工夫剔除於爲仁工夫之外,僅僅保留了下學工夫這一層。
⑥ 牟宗三先生遂以爲如此所涵養的只是個形氣之心,即保持一種自然意識上的甯靜,就是說,心未發時不可有念慮,已發時才可有念慮,如此念慮才能合乎理。
⑦ 後來象山、陽明諸子常以“知而不行”攻朱子,觀乎此書,則知此實厚誣朱子也。陽明作《朱子晚年定論》,換一角度視之,殆亦有愧于初時攻朱之過乎?
⑧ 錢穆以爲《已發未發說》當稍先於《與湖南諸公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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