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种特定人类共同体悠久而普遍的现象，宗(2)

; 从上而知，儒家的超越精神把人带到一种生命体验的意境，它所包含着的禁欲意趣(僧侣主义)使其庶几混同于宗教。有必要指出的是，先儒的禁欲思想是中性的，即符合中庸之道。它反对禁一切欲，只主张禁恶欲、邪欲，立意在于惕厉人性的迷失，而承认人的基本正当欲望，从孟子等人的性善恶之辨中可以看出这点来，所谓“食色，性也”孟（《子·告子》）即是。这就与后儒的禁欲主义有了质上的层次区别。据此，有人说宋明儒的禁欲主义完全来自于佛教，先秦儒并没有禁欲的思想，此属误解。诚如周知，中国哲学中缺少知识论传统，它把认识世界的心理活动和道德修养混沌成一，提倡一种整体、直观的“玄览”或觉识，其中不乏禁欲主义的意味。且不说道家创始人提倡过“无知”、“无欲”的口号，宣扬过“无己”“坐忘”的境界——这些无疑直接通往禁欲主义，就是孔子也曾提倡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的愚民之术，孟子也鼓吹过“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的养气去欲的心性修养之经，宋明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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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超越精神的实质无异于宗教，但这种宗教实质是遮掩在世俗主义的外衣之下的，因此，人们习惯于把它叫做儒学而不称其为儒教。需要再次强调指出的是，宋明儒所极力主张的“去天理，灭人欲”的教义虽受佛家影响，却与孔孟道统难解血缘之分。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的禁欲主义与佛家禁欲主义可谓殊途同归，但从道统上说，后儒“天理、人欲”之说的真正鼻祖不是释氏，而是思孟学派。所以，王阳明在咬定程朱学派的心物、理欲之说援于释老之后，唯恐有人也攻讦他的“知行合一”或“致良知”之说辙出，故反复喧嚷那是“孔门正法眼藏”、“圣人教人第一义”、“千古圣人相传一点滴骨血”。儒家的心性修养论至宋明儒尤其在王阳明手里得到了更完备、更精致、更富“形而上”之哲理性的阐释和发展，其“内外双向合一综合超越”遂也达到更鲜明、更微妙和更有独创性的阶段：蕴含先秦儒学的精髓，吸纳佛家之义理，开创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新局，遂被近人称为新儒学。

; 新儒学对的贡献在于他们建立了一种较为精致的道德的形而上学，王阳明的心性学说算是一个代表。王阳明除不遗余力地阐释了他那精神性的内在超越理论以外，还给我们留下了理解内外综合超越的启示录。他论内学和外学高扬性无内外，说：“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遣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传习录中》）内学与外学无碍，内圣与外王无碍，因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亦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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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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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明析儒家综合超越即“内外合一超越”的实质内容，还是让我们先来分解一下儒家哲学的内在超越。

; 我认为，所谓儒学的“内在超越”，应集中表现在自我意识的超越、自我生命的超越和自我价值的超越方面。

; （一）自我意识超越。自我意识就是意识自身，即主体意识。自我意识的超越就是黑格尔所讲的那种自我意识的实现过程即自我意识之后、之上的另一意识阶段。在中国哲学中，自我意识超越论衍生于心性之论，应该指出的是，心性之论在儒、释、道三家中是融通的。佛家讲“超灭心性”，要求用“佛性”代替人性，这里，自我意识超越它向的立场是鲜明的；讲求“无己”、“无待”，追羡“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坐忘”意境，这里，自我超越意识的宗教态度是明显的。

; 在儒学发展史中，很少言心言性，但是他的“仁”学却是后来孟子心性之学的嚆矢。自我意识在孟子那里叫做“良知”；汉魏心性之学失堕不续；到唐代韩愈挽狂澜于既倒，攘辟佛老，远承孔孟，远接道统；逮至宋明程朱陆王，提倡自我意识超越的心性之学遂又发扬光大。从上述儒学演进的谱系来看，整个心学的发展历程恰同主体意识超越的如出一辙：由心（先秦）出发，穿越非心(汉魏)，从而达到更高阶段的心（宋明）——圣人之心。它是一种生来俱在的主体与本体同一的胚基和本能，具有先验性和神秘性。另外，新儒家认为人的主体意识的昭明，不外良知的大化流行，自我意识也就是普遍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的超越离不开人的心性修养，心性修养最终又回到了良知本体，因此，自我意识超越遵循着一条内向性致思路线：自我意识既是心性修养的出发点，又是内在超越的终极目的；既是通达理想人格(圣人)的媒介，又是理想人格自身。对于此种神秘的内省认识论，马克思曾说过：“这是一幅讽刺人脱离自然的形而上学的神学漫画。”“自我意识是人化了的理念，因而它是无限的。人的一切属性就是这样神秘地变成了想象的、‘无限的自我意识’的属性。”(同上)

; 王阳明把自我意识的超越叫做“致良知”，也叫“知行合一”或“体用合一”。此处合一的“一”字就是良知或圣人之心。黄宗羲在品评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时曾指出：“先生以圣人之学，心学也，心即理也。……以知识为知，则轻浮而不实，故必以力行为工夫。良知感应神速，无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明儒学案·姚江学案》）由知贯行，知行合一；心即是理，合一—主体即客体，本我即超我，此与朱熹所主张的“致知格物”、“以知识为知”的理性法则相比，实为一种“简洁”、“神速”的直觉功夫。

; 不过，细究阳明“致良知”一说，意识的自我超越并不仅是良知毫无牵涉的赤裸裸地自我循环。他说：“所云任情任意，认作良知，及作意为之，不依本来良知，而自谓良知者，既已察识其病矣。意与良知当分别明白：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意则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非者，则谓之良知，即无有不是矣。”（《王文成公全书》卷六《六录三》）显然，认知主体之良知常常为情欲和意念所蔽，“致良知”的过程也就是剥去蒙在主体或本体外面的这层情欲和意念的灰垢，而还其主体——良知的本来面目。从这层意义上讲，自我意识的超越也就是良知之体对良知之用——意念的超越。

; 在王阳明之前，还有“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争辩，也含自我意识超越的意蕴。的心性论揭橥反身内省，宗教意蕴尚未十足的浓郁，但由孟子始倡“良知”、“良能”至宋明儒主张用“天地之性”(“天命之性”)取代“气质之性”，再到明儒用“良知”超越“意念”，便完成了类似现代西方精神分析学家用“超我”替代“自我”的“道德的形而上”的过程，这样，儒学便直接通向了宗教禁欲主义，从而也就接通了彼岸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