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种特定人类共同体悠久而普遍的现象，宗(6)

;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儒家超越的公式：内在——外在——内在。这个公式一也可用另外一个公式加以明确化：个体性自我——超越性精神世界——群体性自我。

; 对此公式的释义是：“内圣”修炼是一个内在精神超越的过程，这种绝对的精神超越必然向外求索，从而通往天国。如果天国永恒地搁悬于彼岸或来世，人们便会失去求索的信心和兴致，于是，儒家便把它搬到了人间和人的心灵中，这样就有了“外王”事功。从内圣到外王，外王不离内圣；由内在到外在，外在中不舍内在；自个体至团体，团体包容个体。此种精神的超越和超越的精神以及内外俱在的致思定势就是我们所称之的“儒家双向合一的超越”。

; 总之，超越人格必须与超越的社会相互适应。外王事功只是内圣的外化，理想社会仅为理想人格的放大，归而言之，理想社会实际上是一个高度自觉、自律型的伦理共同体，这就是儒学的超越精神不同于基督教超越精神的主要区别。理想社会是一个完善的道德社会，它把基督教的天国还原于人间，将身心修炼、成贤成圣作为进入天国的门卷。它似乎又不像基督的天国那样绝对不可及，俗人即使不能成圣，但总可做君子，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顾天下。退一步说，即使做不了君子，凡夫俗子也要以天下为己任，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则是千百年来儒家最有力的呼喊。

; 然而，如同上文业已隐喻并多次提及的那样一一“双向合一超越”的体系包含着悖论。

; 体系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所提出的所有命题几乎都有二重意义，都在内在和外在超越之

间开掘了一条又一条相互贯通的大道。例如，它的心性之学中的若干子命题无不包含正反两个层面：“仁”不仅强调了伦理、道德、次序和自我完善的价值，还隐含着压抑个性、窒息创造的保守观念；“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仅培植了中国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的气节，还暗示了一种无条件舍己为他的殉教精神；“义利之辩”不仅提倡了公而忘私的高尚情操，还宣扬了一种轻视事功和物利的出世教义；“善恶之辩”不仅揭示了崇尚善美的人本主义，还藏匿着一种违反人性的禁欲主义；“天人合一”不仅确立了东方哲学超越途径的整体方法论，还潜埋着知天畏命的神秘主义天命观；致思路向的双向超越一方面把人们引向超越市俗、物利的精神生活，一方面又使人们关注天下百姓的日常运作，追逐建功立业的外王盛事，以致最终要么献身于非宗教的天下大利，要么在绝望中逃禅入佛，遁入空门。

; 这种充满于体系之内、无时无处不可避免的、自相矛盾的“二律背反”现象陶铸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二重人格，实乃中国传统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当然，造成这些悖论的原因还有更深刻的文化背景，此处就不宜赘述了。总之，儒家哲学的超越精神融理想与信仰为一体、置外在与内在成一系，一方面体现了儒学中蕴含着的人本主义和民族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真正的“一点滴骨血”，另一方面弥散着一种十足的信仰气息和宗教精神一一对此，也不能孰视无睹，而要细心剔析。因为这种宗教精神也是一种重要的民族凝聚力。当然，在谈到儒学的正面作用的时候，也不可忽略其在中国上的负面作用。由是反观儒学，方能完整解它的超越意识，以便不致于因瑕弃璧，也不致于因璧而嗜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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