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本文围绕着《周易》经传中关于“时”(2)

; 与上述组合成“四时”的情况相同或相近的，在《易传》中还有《文言》的“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时乘六龙”，“后天而奉天时”；《革·大象》的“君子以治历明时”，《无妄·大象》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等，而《贲·彖》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在这方面的内涵更为显著，故虞翻以“日月星辰为天文”，“历象在天成变，故以察时变矣”[5]释之。

（2）“与时偕行”、“时行”之“时”（及“趣时”、“待时而动”之“时”）

这类包含“时”字的辞句在《易传》中出现最多。有《乾·文言》的“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损·彖》的“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益·彖》的“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坤·文言》的“承天而时行”，《大有·彖》的“应乎天而时行”，《遁·彖》的“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艮·彖》的“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小过·彖》的“过以利贞，与时行也”，以及《乾·文言》的“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乾乾因其时而惕”，《坤·六三·象》的“含章可贞，以时发也”，《丰·彖》的“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系辞下传》的“变通者，趣时者也”、“待时而动”等等，而《乾·文言》“亢龙有悔，与时偕极”，《节·九二·小象》的“不出门庭，失时极也”等，则属于对反面的训诫。这些辞句，寓有与“时”相配合而行动（主要是审时度势，积极而恰当地进取）的意义，具有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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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十二则“叹卦”中的“时”

; 这是特殊的一个类别。《周易》六十四卦中，有十二卦（《豫》、《随》、《颐》、《大过》、《坎》、《遯》、《睽》、《蹇》、《解》、《姤》、《革》、《旅》）的《彖传》，均以“大矣哉”之辞叹美该卦所含哲理意义的广大闳深，而叹美之辞中又均含“时”字。孔颖达论“叹卦三体”曰：

凡言不尽意者，不可烦文其说，且叹之以示情，使后生思其余蕴，得意而忘言也。然叹卦有三体：一直叹“时”，如“大过之时大矣哉”之例是也；二叹“时”并“用”，如“险之时用大矣哉”之例是也；三叹“时”并“义”，如“豫之时义大矣哉”之例是也。[3]

南宋学者项安世于《周易玩辞》中，沿承孔氏之说，进一步分析道：;

; 《豫》、《随》、《遯》、《姤》、《旅》，皆若浅事而有深意，故曰“时义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坎》、《睽》、《蹇》，皆非美事而圣人有时而用之，故曰“时用大矣哉”，欲人之别之也；《颐》、《大过》、《解》、《革》，皆大事大变也，故曰“时大矣哉”，欲人之谨之也。[6]

; ; 可见，在古代学者看来，“叹卦”之形式，乃是圣人的殚精竭虑而发之以慨叹，而圣人所“叹”，又均含有“时”之大义，突显出了对“时”之因素进行认识、判断、把握、运用的重要性。

;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时”之辞句及其所代表性地体现出的“时”之观念，贯穿于《周易》经、传之全体，其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而这正是其哲理内涵丰富性的显露。

二、对《周易》“时”之观念さ南笫模拟

对《周易》“时”之观念的重视，历代易家均有所认识，但在具体的把握与运用上，却有进路、取向的不同。与易学研究的整体上有着“象数”与“义理”两种不同的侧重点一样，历代易家对《周易》“时”之观念的阐发，也可大致地分为“象数模拟”及“义理思考”两种形态。本节先论“象数模拟”之形态。

对《周易》“时”之观念的象数模拟，两汉易学乃是代表。汉代是象数易学大昌的时期，汉代《周易》象所包容的领域至为广泛，所创立的易学条例也至为繁杂，……其中对后代最有影响的重要易说易例，约有“卦气”说的盛行、卦变爻变说的发展、用象方式的演变，以及纳甲、飞伏、互体、爻辰等具体条例的应用。在这些庞杂的形式与内容中，绝大多数与“时”之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 与中国古代的文明相适应，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创制、发展，体现了先民们高度的思想智慧。《尚书·尧典》云：“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洪范》云：“四曰协用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都体现了对天文历法的高度重视。《逸周书·周月》中对年岁、季节、月份、节气的记载，表明了沿用至今的农历（夏历）很早就已经趋于成熟。《逸周书·周月》有“凡四时成岁，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又二月。中气以著时应：春三月中气，雨水、春分、谷雨；夏三月中气，小满、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气，处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气，小雪、冬至、大寒；闰无中气，斗指两辰之间。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等语，见《汉魏丛书·逸周书》。《逸周书》虽未能遽定为先秦之书，或即为后人伪托，亦有一定参考价值，可为佐证。汉易的“卦气”说，即与天文历法密切相关。汉易“卦气”说以气（气为周天流行的自然之气，为化生万物之根本）为本，取《周易》六十四卦与一年十二月的气候相配合。其中，《坎》、《离》、《震》、《兑》为四正卦，分主春、夏、秋、冬四季，其各爻则主二十四节气；其余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以合周天之数；又以《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十二辟卦主十二月，其各爻则主七十二候。十二辟卦象征“君”，余卦象征“臣”；四正卦象征“方伯”，值日各卦依次配以“公”、“辟”、“侯”、“大夫”、“卿”之名义，反复不已。于是，一年四季二至二分，风雨寒暑变迁流转，均以应合卦爻为节度。“卦气”说旧传乃出于西汉《易》家孟喜，而后至京房（指“后京房”，即焦赣之弟子，下同）更倡其说，余绪尚延及汉末魏晋，郑玄、虞翻、崔憬等家诸《易》说，都保留了以“卦气”说注《易》之例（详见于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及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所论）。从相关资料来看，“卦气”说用以占验的目的性是明显的。据学者研究，孟喜的“卦气”说受到《礼记·月令》的影响[7]，《礼记·月令》是关于天子因时行礼施政的记载，可见“卦气”说用以占验又显然与社会内容密不可分。由此可见，“卦气”说以对《周易》“时”之因素、“时”之观念的独特理解，建构起一整套象数模式，力图达到对宇宙自然乃至社会人生的规律性的把握，自有其思想史及古代科技史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