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本文围绕着《周易》经传中关于“时”(3)

; 西汉易家京房是构建易学象数体系的重要人物。在京氏所创易例中，“八宫卦例”与“八卦六位”是两大核心，而“八宫卦例”中的“世卦起月例”（又称“世月”、“世建”），乃用“八宫卦”分值十二月，其法与“卦气”说又不同；“八卦六位”则以五行、干支配入“八纯卦”，并推广于六十四卦，目的是用以占验。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又新创“爻辰”条例，其例取《乾》、《坤》二卦之十二爻，配地支之十二辰，又与古代之十二律相配值，且与二十八宿、二十四气相配值。东汉末的虞翻，是将汉易象数体系推至顶峰的易学家，他在继承前人易说易例的基础上，创立了各种“卦变”、“爻变”条例，不仅囊括了前人涉及过的领域，更开创了自成理绪的崭新的体式，而他援引《周易参同契》之说（东汉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则是采京房之说）所立之“纳甲”说，乃以天干十数纳配于八卦中以相比附。凡此种种，都是将《周易》“时”之因素、“时”之观念与天地自然“时”之运行、“时”之征候进行勾联，以建立起相应的象数模式的努力。当然，汉易象数体系中，还包含着关于方位（空间）的因素与观念，且与“时”之因素与观念也有所联系，也值得注意。

; 至于宋代易学的新象数学——“图书之学”，也有涉及到《周易》“时”之因素、“时”之观念的，但与汉易略有不同，它表现为与宋儒对《周易》“时”之观念的义理思考相资为用的倾向。宋代学者致力于对《周易》“时”之观念进行象数模拟的代表性人物，当属北宋邵雍。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十四卷，《四库提要》论曰：“盖出于之学，所谓‘《易》外别传’者是也。其书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起于帝尧甲辰，至后周显德六年己未，而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是《经世》一书，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固非谶纬术数家所可同年而语也。”[8]邵雍之说，立足于《易》之“数”，虽然他建构的以“《易》数”论史的体系确有为了思维的方便而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的缺点，但透过这种形式，它“也确实蕴含着一种真正的，贯穿着一种把天地人三才统而思之的太极整体观，充分表现了邵雍力图建构体系以解释人类全部经验的宏伟的气魄胆识和探索精神”[9]。

; 对《周易》“时”之观念的象数模拟，汉易之说也好，宋儒之说也好，都多多少少地与卜筮占验有关，大抵立足于《周易》的卦爻之象、阴阳之数，结合《周易》“时”、“变”的要素，通过推衍象数本旨而运用于社会人生、政治文化的实际。其中自有杂芜与偏谬，然而，作为一种把握自然、社会的努力，其思想取向也不可简单排斥、轻易否定，特别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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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周易》“时”之观念的ひ謇硭伎迹ㄒ唬

对《周易》“时”之观念的哲理内涵进行义理的思考，是另一种不同的学思进路。当然，正如进行象数模拟离不开对《周易》义理内涵的归依一样，进行义理的思考，也并非完全抛弃象数内容，此二者实乃相资为用者，惟侧重点不同罢了。

义理派的先驱者，扫象阐理、建树非凡的魏易家王弼，对“时”之因素、“时”之观念、“时”之智慧最为重视，甚至把“时”义作为易例的核心。其《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曰：夫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惟变所适，故名其卦则吉凶从其类，存其时则动静应其用。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则一体之变，由斯可见矣。[3]

; 此说又涉及“变”的因素，但“变”存乎“时”，“时”为“变”得以展开的必备条件与背景。

; 后代的义理派易家，莫不重视“时”义。唐代孔颖达作《周易正义》，乃以王弼之注（《系辞传》及以下为晋韩康伯注）为基础，其延承王弼的思想观念自不待言。宋代欧阳修，其易学思想以“修吾人事而已”为宗旨，他在《易童子问》卷一中释《恒》卦时称：“圣人者，尚盈虚消息而知进退存亡者也。”[10]也是对“时”义的重视。

; 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义，则在继承前代义理派的易说易例的基础上，融合了具有浓厚时代特色的内容——理学思想，反映了以研讨、阐发《周易》哲理的崭新的理性思考。程、朱对《易》的理解固有小异，但主旨上是趋同的。程颐把“时”之义看成理解《周易》的关键。他说：“看《易》，且要知‘时’。”[11]《程氏易传·序》曰：“

《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此说为朱熹所继承发挥，《朱文公文集·答范伯崇书》曰：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易也，时也，道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则谓之“易”；自其变易无常者言之，则谓之“时”；而其所以然之理，则谓之“道”。（卷三十九）[12]

朱熹认为：易，时，道，三者统一，均属内核要义，只不过是认识把握的角度不同罢了。

; 其他易家论“时”义者，实有不胜枚举之众。

; 那么，对《周易》“时”之观念的义理思考，具体有哪些内容呢？以下略加归纳整理并作出评析。

; 1．“时”之自然属性与属性

; 人类关于“时”的认知，当是极古远的时代就出现了的。在中国古代体系中，天、地、人为“三才”，人类戴天履地，与宇宙自然一体共存，可以从天之日出月落、斗转星移以及地之草木枯荣、虫兽潜现中，感受到“时间”作为自然万物运动变化的背景与条件的存在。毫无疑问，“时”之自然属性，是直接启发先民产生“时”之观念的强有力的因素。《恒·彖》云：“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孔颖达释曰：“天地之不已，所以为利也。”“日月得天所以亦能久照。”“四时更代，寒暑相变，所以能久，生成万物。”“圣人应变随时，得其久长之道，所以能光宅天下，使万物从化而成也。”[3]这正是从对“时”之自然属性中得到启发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