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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道理，我们认为，国家教育系统的学科分类将“文献学”分属于不同的一级学科之下而冠以“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等名称也是不太科学的，误导了文献学科的发展。如果“文献学”要设二级学科的话，名称应该是“古典文献”、“历史文献”，或“古典文献研究”、“历史文献研究”，正如历史学一级学科下面设“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而不名之“中国历史学”与“世界历史学”一样。如果从历史过程与现状来看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应该在国家教育与科研系统的学科分类中将“文献学”设为一级学科，其下再设传统文献学(或叫古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现代文献学、图书情报文献学等二级学科，并将“文献学”列为单独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类别，那么一切混乱就会迎刃而消。
①黄永年：《古文献学四讲》，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
②黄永年：《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概念和文史分合问题》，载《古籍整理与研究》第2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③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三集)，岳麓书社1982年版。
④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三、传统文献学特有的研究对象、范围、体系、性质
学科体系的确立与规范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上世纪30年代，郑鹤声、郑鹤春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以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刻印六章为类，显示出二位学者紧扣“文献”的思路特征；吴枫先生所著《中国古典文献学》以文献的源流与分类、文献的类别与体式、四部书的构成与演变、类书丛书与辑佚书、文献目录与解题、版本校勘与辨伪、文献的收藏与阅读等七大类为结构，体现出吴氏新的设想；特别是张舜徽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第一次正面论述“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内容包括文献学的范围与任务、文献的版本校勘目录、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与成果、整理文献的目的与任务等，昭示了张氏着重“整理”的文献学理论思路，从而使文献学理论体系趋向完整和成熟。这可以说是文献学理论体系建构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紧紧围绕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文献整理”来构筑体系。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献学理论体系建设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文献学从最初的版本、目录、校勘三大内容发展到今天，已出现了各种各样无一雷同的体系，发展到十几门乃至几十门分支学科，而且相关教科书往往是十几章、几十章不分层次地混编在一起，还大有无限扩展的态势，如少数学者提出来的大文献学体系就多达三级学科，第三级学科在三十门以上，如果就这种体系写成专著，至少要有六级标题方可包容。①科学告诉我们，一门学科如果没有自己特定的理论坐标而任意扩大，大到无所不包，最终它将失去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而成为大而无当、空而无用的东西，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层次结构，它将不可能树立起理论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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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导致传统“文献学”至今没有一个确定的体系而致人言人殊呢?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对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性质存在模糊认识!提起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文献学界同仁可能会异口同声地说，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很明确，就是“文献”。实际上，这是不确切的。因为，“文献”至少有学术思想内容、有文本文字内容两大构成，虽然两者有时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有时却是很不一样的，以《春秋》为例，其文本的文字含义与所包含的学术思想内容存在着较大的距离，故数千年来人们都在通过其文本文字内容来寻求其学术思想的“微言大义”。可以这么说，一种“文献”的学术思想内容是不变的，其文本的形式与文字内容则是有差异的，即使当今光电时代的出版物，其同一版本不同印次的图书，都可能因个别字词改变而致文本有差异，更遑论古代抄本、雕版、活字本的差别了，而这些差异可能影响其学术思想内容的理解。故对“文献”的学术思想内容与文本文字内容，不宜一概而论，“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也就不宜笼统地说成“文献”。只要我们回溯一番历代文献学家的研究历程与研究内容，不难发现，“文献学”实际研究的仅仅是“文献的文本”，我们平日所津津乐道的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等，涉及的仅仅是文献文本的形式与文字内容，目的则是保证“文献”不同版本间文本的完整性、准确性、普及性，以便于文史哲等各学科致力于挖掘与研究“文献”的学术思想内容。其次，对文献学的学科性质，一些学者惑于现代学科建设与理论思维的套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文献学等同于现代如雨后春笋般的学科群体，总希望找出文献学独特的思辨理论，以求扩大文献学的发展空间，获得社会特别是学术界更高的认同。笔者以为这同样是不实际的，因为历代文献学家对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历程告诉我们：文献学所涉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典藏等，都是一种工作、一种工作程序、一种工作方法，文献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不存在脱离实际应用的抽象思辨与理论。因此，文献学是一门以文献文本为研究对象，志在研究传统文献各种文本的整理、保存、检索利用的规律与方法的应用性学科。确定了“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文本”这个主题和应用学科的定性，其理论体系便不难构建，与其他以“文献”学术思想内容为研究范围的学科诸如哲学、史学、文学等的界限便不难区别，所谓史学文献学和文学文献学等专科文献学的区分设想便不攻自破，从而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所理解。如果我们运用“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逻辑方法，对文献学家整理研究文献文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历程进行一番透视的话，就会看到，文献学家平日所津津乐道的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考证、标点、翻译、训诂、典藏等有关文献学研究的科目与内容，在“文献的文本”研究与整理这根主线上，似珠串线、如瓜系藤，各归其所，而不再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将其稍加梳理，便可从性质上将传统文献学研究内容归纳为五个方面、五大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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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对传统文献文本的形体认知。以“文献文本”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文献文本的外部形态：它的载体是纸质的、缣帛的，还是金石的、甲骨的；它的版式是竖排的还是横排的，每页有多少行，每行有多少字等；还有它的内部结构，如体裁是诗集、史传，还是文集、笔记，是著作还是辑录等。文献的形体关系到它的保存时间是否久远、它的内容是否真实完整权威等，从而影响到整理与利用的方法、效果等问题，故文献的形体是传统文献学首先应该注意认识的。传统文献的形体至少有两点研究内容，一是它的形状，即外部结构——载体与版本；二是它的体例，即内部结构——体裁与义例。有关文献的形状，需要说明的是传统文献学的前身校雠学、目录学等往往只注意到文献形状的一部分——版本问题，现代学者注意到了文献载体、体裁也是必须研究的内容之一，如程千帆、徐有富先生所著《校雠广义》指出：“版本学是研究书的物质形态的科学”，①将文献载体纳入版本学范畴论述，同时在“校勘编”中将“版本学”作为校勘必备的基础知识来论述，发展了版本学的传统内容，这是非常科学的见解；又如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注意到了文献的体裁问题，指出了著作、编述、抄纂三者的区别。总之，过去我们泛泛而谈的版本、载体、著述类别等问题，其实质都是关于文献的形体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