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简《缁衣》与《礼记·缁衣》的思想差异及其(2)

三

上述先秦原典《缁衣》的流变现象，从传世先秦经典的现状来看，如《礼记》、《大戴礼记》、《孔子家语》等，在当时决不是孤立的。秦汉以后，中国的社会形态相对于秦汉以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巨大的变化：第一，刘邦吸取秦始皇“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班固语）的教训，实行同姓封建制，而剪灭异姓诸侯王。分封同姓，对刘邦这种六亲不认的政治流氓来讲，并不意味着他看重或倚重同姓诸侯，从汉代初年的历史来看，刘邦之所以分封同姓，完全是为形势所逼，以便更牢固地控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大权，以达到其一人专制的目的。第二，刘邦大封同姓，“系作为完成大一统专制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像周公一样，‘宗周’以居于天下大宗（共主）的地位为满足。这便使汉初的封建在基本上已经生不了根。”[12] 形成典型的“强干弱枝”的专制政治体系，其中央与诸侯国的关系与宗周共主与诸侯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徐复观先生说：“专制皇帝只允许有腐败堕落的诸侯王，而决不允许有奋发向上的诸侯王”，猜嫌禁制，“不仅足以反映出专制君主为达到一人专制的目的，即使牺牲其子弟宗支亦在所不惜的心理状态；并对知识分子及学术的发展，发生了莫大的窒息作用。”[13] 在笔者看来，这三个方面是汉初学术发生重大变化的直接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全国以宗周为共主，而诸侯国彼此独立的格局，更适合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各个诸侯国和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作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更易于发挥出来，因为当时的人际关系中更加注重独立、创造的精神。这是先秦诸子百家群星灿烂的根本原因。先秦儒家就特别注重人格独立的精神。孔子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亦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都是在讲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由意志的不可剥夺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孟子的笔下，把先秦儒家的政治理想扩展为一种国际主义精神：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梁惠王上》）

这当然是超越于亲亲之上的人道主义至上的政治理想。亦即，哪里有“仁政”，人民就可以奔赴到哪

里；哪里有暴政，人民就可以群起抗争，诛讨独夫民贼：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梁惠王下》）

对“诛其君而吊其民”的仁义之师，人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因而“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这当然是典型的先秦原始儒家的政治观，它不分国界，不受民族、种族的限制，惟仁义是求。所以，不仅刘邦的同姓之封“与儒家的政治思想没有任何关系”，[14]  而且数千年中国专制社会的腐败政治史也与先秦原始儒家的思想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在简文《缁衣》中所看到的“好美如好《缁衣》，恶恶如恶《巷伯》，则民咸力而型不屯。《诗》云：‘仪型文王，万邦作孚’”，是孔子基于他丰富的人学理论对人类社会做出的出色的诗化的描述。其中“君”与“民”的关系，虽然是“心”与“体”的关系（“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故心以体废，君以民亡”），但是二者互为唇齿，血肉相连。在孔子笔下，“君”必须是道德的化身，必须在各个方面给广大的人民做出表率，是“民之蕝”，才能够成其为“君”，在孔子那里是没有丝毫含糊的。因此，我们完全不能想象，当孔子笔下理想的“君”已经演变成像刘邦这样的流氓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大权已经被刘邦式的地痞所攫取时，孔子为什么还要为刘邦所统治的国度的道德沦丧、政治经济一片混乱、腐败污糟令人发指的状态负责呢？

在刘邦的个人专制主义气焰甚嚣尘上的时候，全国人民都无一例外的沦为婢女，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包括全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都肆意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践踏，她们像一个个赤身裸体、下身流淌着鲜血的妓女一样在恶棍们的强暴之下无望地哭泣。孔子、孟子在这样的时候，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有的时候他们连妓女都不如！有的人对刘邦式的人面兽心式的人物之所作所为视若无睹，却抓住几千年前“布衣孔子”不放，这到底是表现了他们学术眼光的犀利，还是理论人格的怯弱？孔子、孟子等先秦儒家，作为哲学的一个流派，当然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种种限制，肯定会有这的、那的错误，历史的前进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对其思想的吸收，肯定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而发扬光大，但是，要几千年前的孔子、孟子为几千年后的中国现实负责，是不是把中国的历史发展看得太简单了？本文对简文《缁衣》与《礼记·缁衣》的比较研究，正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个认识真相的契机。

周予同先生在其《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中指出：“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态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出现。……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单独推尊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倘使说到学术思想方面，那孔子的变迁就更多了。……历代学者误认个人的主观的孔子为客观的孔子。所以孔子虽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 匡亚明先生在《孔子评传》中引用了上述周予同先生的论述之后，又说：“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历代王朝在孔庙里供奉的孔子，都是假孔子或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孔子，决不是‘布衣孔子’（‘布衣’是指一般平民穿的衣服，这里即作‘平民’解）的本来面貌。”[15] 笔者在此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知道了孔子的真相之后又怎么样？难道我们只能奉“布衣孔子”为圭皋，而不能越雷池半步吗？笔者的意思是，孔子毕竟只是一个历史的个体，我们只有端正学术心态，认真总结孔子、孟子以及先秦原始儒家思想的成败得失，继承他们一系列优秀的传统，立足中国的现实，解决中国当今所面临的问题，才是我们最终的理论选择。否则当代儒家哲学的研究，将仍然走不出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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