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寓言思维及其历史发展(1)学毕业论(2)

　　可见，庄子的寓言既不能做纯粹的譬喻象征来看,也不能做为虚构事实的幻想来读,它是一种整体展示与显现。内篇“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通过虚构、变形、荒诞、魔幻、调侃等等表现艺术方式道尽了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从内篇整体看说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如何才能“内圣”,如何才能“外王”?庄子又用七篇(七个子系统)进行了分别论述。妙在其论述多是用一个个寓言故事来串通连缀。这样一来,《庄子》(内篇)便是由几十则小故事所组成的散体文章：《逍遥游》悟道人生最高境界,《齐物论》阐明逍遥游的前提在于齐物,齐物的前提在人的修养达到与天地精神合一,如是又引出《养生主》,只有善于养生适性,顺其自然,才可处于人间世而无所忧虑,善于用世而不被世用,便有了《人间世》一篇,《德充符》亦应运而生;能不被世用,自是因为内养道德的充沛,合于天地之宇宙精神,由是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及“死生一如”观中,方是“内圣”修为的完成,是为《大宗师》。最后“无为而治”,出为“外王”,水到渠成以《应帝王》作结。对照上表陈列的寓体(故事)与寓意之对应关系,自然知晓庄子文气贯通、言断意连,意在于此,而寄言于彼的思维方式。综观《庄子》(内篇),如果以今日开放的小说观念来判断,《庄子》(内篇)实在可以算得上是一部以象来显意现理的情节淡化的寓言小说,充满了艺术的抽象美,是庄子由思维的具体演绎上升为思维的抽象的结晶。

　　我们发现，《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新序》等都是走的这条路子，志怪、志人小说也有这种思维方式的痕迹。更重要的这种思维痕迹也扩展到了唐宋古文、唐传奇及明清小说中，柳宗元、苏东坡更是直接以寓言这种思维方式来感受表达宇宙人生，《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无不散发出浓厚的寓言思维意味。我们还看到，在中国现当代以来，寓言思维的创作方式亦无处不在。以小说而论，我们惊奇地发现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中,有一种庄子式的寓言思维方式一直存在于小说的叙述文本之中,而且在今天有愈演愈烈之势。且不说现代鲁迅、许地山、废名、施蛰存、沈从文、老舍等人的作品，即如当代亦层出不穷。韩少功的《爸爸爸》像一把有许多匙孔的锁,可以用不同的钥匙去打开。它语言表层和精神内涵都具有一种震慑人心的效果，显示出“物—象—意(情)—理”的思维方式,完成了文本厚重内涵的建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则干脆便以词典条目的形式,用感受性议论连缀起一个个短小精悍的故事,创造建构起一个具象中的抽象世界。其感受性议论连缀方式正与《庄子》感受性议论合拍。贾平凹《太白山记》20则,亦极富于寓言思维的特质。作家以某种理性的灵气来灌注形象,来捕捉流动的生命,观照社会、人生和人的命运。其用意绝不仅在故事的本身,只要向故事的深层次发掘思考,便可以看出作品别一层面的别一含义,且复杂多解。因而小说“实”是一层结构,“虚”又是一层结构。在虚实之间作家主要用“物化”、“异化”、“幻化”等变形思维形式来达成。而《高老庄》则以村子“高老庄”喻示以儒家文化为支柱的宗法社会,以人物“子路”喻示儒家文化的代表,以人物西夏喻示不同于传统汉文化的某种异质文化,以蔡老黑喻示汉文化中的“游侠”之风,以苏红等地板厂员工喻示现代文明。以这些语言符号巧妙地与历史相契合,组成四种文化类型,形成汉文化与异质文化、汉文化内部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等三条矛盾线索,并用近似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极力营造种种神秘意象,揭示出社会转型期各种文化类型的冲突碰撞和融合。这实是作家对社会理性的整体把握体察和冥通。这些小说家的叙述意向多是双重的,即由表层结构(思维的外在形式)和深层结构(思维的理性内核)相统摄。这种排列组合,可以扰乱正常的时空序列,进行巨大的时空跳跃,也可以将情节组合排列得无序化,甚且将物、人进行变形、幻化。而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表层具象的描写中不拘于形，只摄取其神,抓住此物与他物的比附功能属性,完成与深层结构之“理性抽象”的对应。因而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其祖师并非完全是拉美之魔幻，而正是受《庄子》寓言所影响的表现文学体系的一以贯之的思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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