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寓言思维及其历史发展(1)学毕业论

【关键词】 《庄子》、寓言思维

　　寓言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在《庄子》中共出现三次，《庄子·寓言》中凡两见：“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庄子·天下》凡一见：“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尽管它主要还是从形式角度言说，但对寓言的看法却已开始从思维的角度揭示寓言的思维实质，即“藉外论之”和“以寓言为广”。这种寓言思维方式既非纯形象思维,又不像是理性思维,它表层看来关乎形象,骨子内层却包蕴了多重理性因素,它在形象的显语言的外衣之下,追求的是一种潜语言或一种超语言,它既是一种言外之意,诗的物质,又隐显示出理性的火花。这种思维方式在先秦诸子中已成熟地大量运用，而且对后世诗文影响犹大。它应该成为古代文论乃至当今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

　　为了更准确地揭示《庄子》寓言的思维方式，我们拟就内篇的寓言及其思维的方式作一个大体的考察。《庄子》内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等七篇。其中均用寓言连缀，陈蒲清在《中国古代寓言史》中统计有五十则。这五十则寓言其实是《庄子》(内篇)一书的主体,寄托了庄子主要的学术思想。庄子以一些议论性的文字加以连缀,便组成了一篇篇包蕴厚重内涵的文本。考察其思维的方式,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一)就“故事形象”而言,是一组系统的,有着构成、变形规则所组成的语言符号,并由此带来一组系统的文化信息,进而转换成一组象征性意象,寄托富于理性色彩的寓意。在这组语言符号里,构成规则是“物—象—意(情)—理”的思维程序。变形规则是一种“化境”或是一种“异化”或是一种“物化”。如“庄周梦蝶”故事。蝴蝶或庄周本身只作为“物”(人也是一种物)而存在,但进入故事便成了“象”,故事的过程便使“象”附着了“意”。而庄周蝶化,或蝶化庄周,显然是“物化”。再如“支离疏”、“叔山无趾”“王骀”、“申徒嘉”或“不材之木”等等都可视为“异化”(当然并不是每一则故事都有“物化”或“异化”)。正因这种构成规则和变形原则,使语言符号转换为象征意象并蕴藏理性才成为可能。(二)就“理性寄托”来看,理性意念的获取,在于其模型思维(姑名)样式的运用。模型思维样式可以界定为一种非纯粹的抽象思维和非纯粹的形象思维,它既隐含有某些概念、理性成分,也不能没有形象。它是将取象中由此物及彼象的特征加以延展,迁移到其他事物上去。这种延展、迁移又往往是通过象征、比喻(比附)与联想等方式来完成。以上述庄周梦蝶的故事为例,陈鼓应先生认为可导出四个重要的意涵:一、庄周蝶化的含意(象征人与外物的契合交感);二、蝴蝶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庄子将自我、个人变形为蝴蝶,以喻人性的天真烂漫,无拘无束);三、人生如梦的说法;四、物化的观念(将死生的对立融于和谐之中,物我界限的消解融合)。(三)从上述二者统一的角度分析,庄子寓言是基于客观物象的逻辑推论,而又超越客观物象,从“有形”世界,探求“无形”(道)奥秘的思维,也即由“器”而入“道”。可以把上表中的“故事(语言)形象”视为寓体,而“理性(思维)寄托”视为寓意,前者正是有形世界的“器”,后者则是无形世界中的“道”。而庄子寓言正是表层结构以故事形象为寓体,深层结构以理性寄托为寓意的高度融会与统一。(四)从文本创作和接受看是整体直觉内省式的体察把握、冥通,构成了主体在造象造意或读解体悟中的刹那间的豁然贯通。对于庄子来说,这是一种以“知”测“不知”,进而达“智”(理性知)的整体性把握思维,通过对已知的“知识”(物象)的整体性感触,然后进行理性的思考,再在比附联想中,对已知的“知识”(物象)进行冥通性推测,达到“智”(体道),也即冥通的境界。对于读解体悟者来说,只要明了庄子寓言的思维方式的三步曲,在整体直觉体察中,把握有形的宇宙(形而下的象)起源于“无形”的宇宙(形而上的道)这一规则,便理解了道中有物、物中有道,道物相融的境界。鲲鹏变化的寓言便是庄子借变了形的鲲鹏以突破物质世界中种种形相的限制,将它们从经验世界中抽离出来,并运用文学的想像力由巨鲲潜藏的北溟,到大鹏展翅飞往的天池,拉开了一个无穷开放的空间系统,展开了一个广漠无穷的宇宙。在这新开创的广大宇宙中,赋予你绝对自由,而不加任何限制。庄子将“有待”寓意有形之物质世界,“无待”寓意无形的(道)世界。他所做的思维工作,正是在豁然贯通之中冲破有形世界的囿域,把思维的触角伸向了“无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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