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离我们有多远(1)学毕业论文网

　编者按：朱维铮先生是在两个月前允诺做这次访谈的，陈麦青应朱先生邀请担任本次访谈的主持人，而访谈的主题是出自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先生的建议。从最初的选题策划到最终完成，我们从中深切地感受到学者们对本刊的关爱。值此一并致谢。

　　陈麦青（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以下简称陈）：司马迁及其《史记》，是我国几千年史学的巨匠丰碑。今天的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司马迁史学的开创性？

　　朱维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以下简称朱）：作为名列中国史学大家之首的司马迁，他的《史记》，是公认的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史记》的写成，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初。它到底最终完成与否，究竟完成了多少，又被毁掉了多少，现在都已无法弄清楚。现存《史记》的内容，当然有后人的补写，除褚少孙之外，可考知的还有十余人。但不管怎样，全书的基调，应当还是司马迁的。

　　司马迁之前，已有诸如《春秋》等注意历史时间联系的编年史；又有像《国语》那样记述历史空间差异的国别史，以及个人或群体事迹活动的传记史的雏形《世本》等。司马迁综合这些编纂成果，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新形式，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以及七十列传五类体裁，共一百三十篇。不同的历史记录形式相互配合，构成有机整体，使《史记》成为同时代世界史学的一朵奇葩，无人能否认它的原创性。编纂形式涵泳着历史认知。《史记》由外在形式体现的认知高度，正是它的后继者难以企及的，因而在中世纪，不论人们怎样看待司马迁的写作动机，却都难以全面超越他首创的这一编纂形式，也就不能不将《史记》奉为“正史”编纂的圭臬。

　　司马迁的历史认知，便体现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以往中外学者论司马迁治史的这三原则，很少注意他对时代统治思潮的批判。其实，他在《儒林列传》序里，引述公孙弘申述的汉武帝的诏书律令，将儒者的任务，规定为“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已表明他的异化取向。你看，他把“明天人分际”，改成“究天人之际”，把“通古今之义”改成“通古今之变”，一二字之差，意义就大不一样。就是说，天人相关律仍然不明，古今变化的道理，也仍然未通。仅此一端，便意味着他在向现存的王法肯定的意识形态挑战，当然是离经叛道。

　　假如从这个角度审视司马迁的三原则，那就不能说对其人其书的研究，已无剩义。

　　例如吧，我们对他的“究天人之际”，弄懂了多少？西汉的太史令即是御前天文占星官，因而司马迁的本职，为主管天文历法占星候气，主持修订历法的工程。那时代，对于天体运行的观测，主要对于日月五星的运动周期的观测，精密与否，直接关系着历法的周密程度；而历法的误差，又直接对农业生产、宗教生活、思想信仰、皇权神威的混乱与否，发生着重要的影响。这一经验事实，使司马迁不能不相信天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律。他希望找到这个相关律，而且自以为找到了，那就是《史记·天官书》描述的以数序为表征的“天运”：“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个结论凸显七曜运行服从几个“大数”，正是由三、五体现的时段，支配着人间帝国的盛衰兴亡，无疑很神秘，没有超出传统占星术对历史变异的旧知，如《孟子》已有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类。过去一直讲这是反科学的迷信。但上世纪中叶以来中外天文史学者的研究，无不证明那是用占星术语表达的古典科学认知，是司马迁通过历法天文学实践概括的一种新知。它既纠正了荀况的天人无关论，也冲击着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谬说，而后者正是汉武帝钦定的“明天人分际”的意识形态的理论支柱。我们不能因为近代人文研究与自然科学的隔阂，以致史家多半将科学与迷信剥离的历史过程置诸度外，甚至把自己不懂的东西简单地以迷信来否定了事。关于这一点，我在《司马迁》一文中，曾经尝试予以厘清。

　　又如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已有上千种论著，并早有学者揭示司马迁主要考察的是当代史，要弄清秦亡汉兴的秘密。二十多年前，为了备课，我遍读海内有关司马迁历史观的论著，发现时贤大都避免直接讨论司马迁阐述“通古今之变”时再三强调的八个字：“承敝易变，使民不倦”（意为改变前朝留下的劣政，使民众不厌弃本朝）。这可能是环境造成的过度谨慎。但我以为，不指出这一点，便不能理解司马迁将人间变革同“得天统”与否的认识联系，因而在《司马迁》一文中说“通古今之变”，聚焦点就在“承敝易变”。近年的史学史论著，已对此点多有考察，是很对的。只是将它与司马迁的天人相关律结合起来研讨，似乎仍有不足。

　　总之，司马迁能实现“成一家之言”的取向，正在于他具有史学家应有的品格，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坚持写出他相信是事实的东西，而不顾经义或时论是否认为悖谬。要说《史记》所以有原创性，这应是根本的动力所在。

　　陈：在后现代史学看来，所谓历史其实就像虚构的小说。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来看《史记》，尤其是书中许多精彩的细节乃至生动的人物对话等等，难道都是作者纯凭想象的“神来之笔”？要是这样的话，那又如何解释上世纪初王静安先生由考索出土甲骨文献后写出的《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论文，从而证明《史记》所述殷代世系确属可信之类的事呢？

共2页: 1